地方长官大多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拔郎吏又以家庭财富为标准，这样选出来的人不一定贤能。而且古代所说的功劳，是以担任官职称职程度来区分，而不是看任职时间长短；所以才能小的人，即使任职时间长，也仍然担任小官，贤能的人即使任职时间短，也不妨碍担任辅佐之职，因此官吏们都竭尽全力，专心处理政务来建立功绩。现在却不是这样，靠熬时间来获取显贵地位，靠长久任职来升官，这就导致廉耻观念混乱，贤能和不贤能的人混杂在一起，无法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我认为应该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各自选拔他们辖下贤能的官吏和百姓，每年向朝廷推荐两人，让他们担任宫廷宿卫，这样还可以考察大臣们发现人才的能力；推荐贤能的人给予奖赏，推荐不贤能的人加以惩罚。这样一来，二千石的官吏都会尽心竭力地寻求贤才，天下的贤士就都能被朝廷任用。如果能得到天下所有的贤人，那么成就三王那样的盛世就容易了，陛下也能与尧、舜那样的圣君齐名。选拔人才不要只看任职时间长短，要以实际考察贤能为主，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根据品德确定职位，这样就能使廉洁和耻辱区分开来，贤能和不贤能的人各居其位！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圣人都是从细微之处做起，才变得圣明显赫；就像尧从诸侯中崛起，舜在深山中兴起，他们不是一下子就声名显赫的，而是逐渐积累的结果。言论一旦说出口，就无法再堵塞；行为一旦做出，就无法再掩盖；言行是治理国家的大事，君子的言行足以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小事才能成就大事，能谨慎对待细微之处才能彰显卓越；自身积累善行，就像太阳逐渐升高，人们却察觉不到；自身积累恶行，就像火燃烧油脂，人们也看不见；这就是唐尧、虞舜能获得美好名声，而夏桀、商纣令人感到可悲可怕的原因。
使人快乐而不致混乱，反复遵循而不会厌倦的，就是‘道’。‘道’是万世都不会有弊端的；出现弊端，是因为背离了‘道’。先王的治国之道，必定有偏颇不能施行的地方，所以政令会有昏暗不明、无法推行的情况，这时就需要用它的另一面来弥补弊端。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所依据的原则不同，并非相互矛盾，而是为了挽救流弊、扶持衰微，是因为他们所遭遇的情况不同。所以孔子说：‘无为而治的大概是舜吧！’舜只是更改历法，变换衣服颜色，来顺应天命罢了；其余的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为什么要更改呢！所以君主虽然有改变制度的名义，实际上并没有改变‘道’的实质。然而夏朝崇尚忠厚，商朝崇尚恭敬，周朝崇尚礼仪，这是因为他们要补救前代的缺失，所以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孔子说：‘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继承了商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如果有继承周朝的朝代，即使经过一百代，它的礼仪制度也是可以推知的。’这是说历代君王的治国之道，都离不开忠厚、恭敬、礼仪这三个方面。夏朝继承了虞朝的制度，孔子唯独没有说夏朝对虞朝制度有什么增减，是因为它们的治国之道是一致的，所崇尚的原则也是相同的。‘道’的根本来源于天，天不变，‘道’也就不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君相互传承并坚守同一‘道’，没有补救弊端的政令，所以孔子不说他们对制度有什么增减。由此看来，继承太平盛世的朝代，治国之道是相同的；继承乱世的朝代，治国之道就要改变。
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 ，冬天十月，汉武帝下诏书，要各地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的人才。汉武帝亲自出题，询问古今治理国家的方法，一百多人参与应答。广川人董仲舒回答说：
“‘道’是通向国家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实现‘道’的工具。以前圣明君主去世后，他们的子孙能让国家长治久安几百年，靠的就是礼乐教化。君主都希望国家安定，可为啥很多国家还是政治混乱甚至灭亡呢？因为用人不当，治国方法也不对头。周朝的治国之道在幽王、厉王时衰落，不是‘道’没了，而是他们不按‘道’行事。到了宣王，恢复先王美德，周朝才又兴盛起来，这是坚持行善的结果。
孔子说‘人能弘扬道，不是道弘扬人’，国家兴衰关键在君主自己，要是君主做事违背常理，就会失去治国根本，这可不是天命不可违。做君主的，得先端正自己，然后才能端正朝廷风气、百官行为，进而让百姓和四方都走上正道。做到这些，阴阳调和，风调雨顺，万物和谐，百姓富足，各种祥瑞都会到来，王道也就实现了。孔子曾感叹凤鸟不至、河图不出，遗憾自己地位低，无法实现理想。陛下贵为天子，有地位、有权势、有能力，品德高尚又爱护百姓，算得上有道义的君主，可为啥还没出现祥瑞呢？因为教化没做好，百姓思想行为没被引导好。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不用教化来约束根本不行。古代君王明白这点，所以重视教化，在国都办太学，在地方设学校，用仁、义、礼来教导百姓，这样刑罚轻，犯罪的人却很少，就是因为教化起作用，风俗变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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