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等人在雒城见到邓艾，邓艾非常高兴，回信表示接受投降。蜀汉皇帝又派太仆蒋显去给姜维传令，让他向钟会投降，还派尚书郎李虎把百姓户籍、军队数量等簿册送给邓艾，上面记载着蜀汉有二十八万户百姓，九十四万人口，十万两千名士兵，四万官吏。邓艾到成都城北时，蜀汉皇帝率领太子、诸王以及六十多名大臣，双手反绑，拉着棺材，来到邓艾军营门前投降。邓艾手持符节，为他们解开绳索，烧掉棺材，以礼相待。他还约束部下，禁止抢掠，安抚接纳投降的人员，让他们恢复原来的产业。邓艾还仿照当年邓禹的做法，以皇帝名义任命蜀汉皇帝刘禅为骠骑将军，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蜀汉的官员们也都按照原来的官职大小，被任命为魏国官员，有的还兼任邓艾的下属。邓艾任命师纂兼任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人兼任蜀中各郡太守。邓艾听说黄皓奸诈阴险，就把他抓起来，准备杀掉，结果黄皓贿赂了邓艾身边的人，最后竟然逃过一死。
姜维等人听说诸葛瞻战败，还不知道蜀汉皇帝的去向，就带兵向东撤到巴地。钟会进军到涪城，派胡烈等人追击姜维。姜维到了郪县，收到蜀汉皇帝的投降命令，只好让士兵放下武器，把符节传给胡烈，然后带着廖化、张翼、董厥等人从东边去见钟会投降。蜀汉将士气得拔刀砍石头，却只能接受现实。随后，各个郡县的守军都接到皇帝命令，放弃抵抗投降。钟会对姜维等人很客气，暂时把印绶节盖都还给了他们。东吴听说蜀汉灭亡，也召回了丁奉等人的军队。吴中书丞华核（吴郡人）到宫门上表说：“听说成都失守，君臣流亡，国家覆灭，我们失去了依附的盟友，陛下仁德，听到消息一定很悲痛，我内心惶恐，特此上表。”
魏国伐蜀时，有人对襄阳人张悌说：“司马氏掌权后，国内动乱不断，百姓还没信服，现在又劳师远征，肯定会失败。”张悌却认为：“曹操虽有功，但百姓怕他威严而不感其德。曹丕、曹睿时刑罚繁重、徭役沉重，百姓没安宁日子。司马懿父子立了大功，减轻苛政、施恩百姓，民心早已归附。所以淮南三次叛乱，内部都没动摇；曹髦被杀，四方也没响应。他们任人唯贤，根基稳固。而蜀汉宦官专权，国无政令，还穷兵黩武，百姓疲劳、士兵疲惫，又只顾对外扩张，不修守备。魏强蜀弱，魏军趁势伐蜀，必能取胜。他们得志，就是我们的忧患啊。”当时吴人嘲笑他，后来才信服。
蜀汉灭亡后，东吴担心武陵五溪的少数民族叛乱，派钟离牧任武陵太守。魏国已派郭纯当汉葭县长，率涪陵百姓进入迁陵，屯兵赤沙，引诱少数民族进攻酉阳，郡中震动。钟离牧问下属怎么抵御，众人说：“两县山险，夷人拥兵，不能惊扰，宜慢慢安抚。”钟离牧却认为：“外敌入侵，必须趁他们根基未稳迅速扑灭，就像救火要快。”他立刻整军出发。抚夷将军高尚说：“以前太常潘濬带五万兵才讨平五溪，现在没外援，郭纯已占迁陵，您带三千兵深入太冒险。”钟离牧说：“特殊情况不能循旧例！”他率部昼夜兼程，沿山险走了近两千里，斩杀叛乱首领及党羽千余人，郭纯败逃，五溪得以平定。
十二月，魏国封邓艾为太尉（增邑两万），钟会为司徒（增邑一万）。邓艾在成都很自大，对蜀地士大夫说：“你们幸亏遇到我，不然早像当年吴汉灭蜀时那样被杀了。”他还写信给司马昭建议：“趁灭蜀之势伐吴，吴人必震恐。但大军刚征完，将士疲劳，可先留陇右兵两万、蜀兵两万，煮盐冶铁、造舟船，再封刘禅为扶风王，赏赐财物，用广陵、城阳的封地作榜样招降东吴，可不战而胜。”司马昭让卫瓘告诫他：“凡事需上报，别擅自行动。”邓艾却坚持：“奉命征蜀，如今蜀已降，应灵活处理以安定局势。《春秋》说大夫出国，若能安社稷可专断。我不求名不避罪，只为国家。”
钟会早有野心，姜维察觉后想借他搞乱局势，便劝他：“您从淮南以来算无遗策，助晋兴盛，如今灭蜀，功高震主，怎能自保？不如学范蠡泛舟归隐。”钟会说：“你说远了，我还有别的打算。”姜维知道他想谋反，便说：“其他事凭您的智谋就行，我就不操心了。”两人从此关系密切，出同车坐同席。钟会因邓艾擅自以皇帝名义行事，就和卫瓘密报邓艾谋反。他还模仿邓艾笔迹，篡改奏章使其言辞傲慢，又伪造司马昭回信让邓艾起疑。
咸熙元年（公元264年）
正月壬辰日，朝廷下令用囚车押邓艾回京。司马昭怕邓艾抗命，让钟会进军成都，又派贾充带兵入斜谷，自己则随魏帝到长安，还让山涛镇守邺城。当初钟会被重用时，司马昭夫人王氏就说：“钟会见利忘义，爱惹事，宠过头必反，不能大任。”伐蜀前，西曹属邵悌也劝司马昭：“钟会单身无牵无挂，不如派别人去。”司马昭说：“我知道，但只有钟会支持伐蜀。灭蜀后，蜀人震恐，魏军思归，他若谋反只能自取灭亡。”如今他去长安，邵悌又说：“钟会兵力是邓艾五六倍，让他抓邓艾就行，您不用亲自去。”司马昭说：“你忘了以前的话？我待人以信，人若负我，我到长安自然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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