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南方某县的田埂上还浮着薄霜。
晨雾未散，县衙门前却早已围满了人。
一张新贴的布告墨迹未干，纸角被风掀动，像在无声地颤栗。
村民们指指点点，神色复杂——有人愤然啐了一口：“官府又来搞什么名堂？”也有人眯着眼念出声来：“愿试者领种十升，不愿者亦可持旧种来换……这算哪门子章程？”
这不是赈灾，不是征役，却是比刀剑更锋利的东西——一场关于“活法”的选择。
新稻种，名为“云籼六号”，据农事司称，亩产可达旧种两倍，只需精细管理、勤于灌溉。
可老农们不信。
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十年，哪年不是靠天吃饭？
如今突然跳出个“高产精耕”，听着就像骗人交租的新由头。
三日后，风波悄起。
村东头那片荒废多年的晒谷场边，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支起了席子，摆上沙盘、木尺、陶罐，还有一堆小石子。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短褐，却站得笔直，声音清亮：“诸位叔伯，我算过了——若用新种，按此节奏引水三次，排水两次，辅以草木灰拌土，九成把握增产三成以上！”
围观者起初哄笑：“毛头小子懂什么？”可那少年不恼，反而搬出去年雨水记录、土壤干湿对比图，甚至拿出了从县学借来的《识学·变量推演》残卷，一条条拆解：“你们怕的是失败，但真正的风险，是连试都不敢试。”
人群渐渐安静下来。
有人蹲下身，伸手拨弄沙盘上的水流轨迹；有老农掏出烟斗敲了敲：“你说排水两次，那要是雨来得早呢？”少年立刻答：“那就变二次为一次，补施速肥——变量调整，预案先行。”这话听着陌生，却又莫名让人信服。
消息传到京城时，正值早朝。
户部郎中兴奋上奏：“南方试点初见成效，民心可用，宜加大推广！”言罢满眼期待地望向龙座。
萧玦静坐如渊，玄袍无风自动。
他缓缓抬眼，目光掠过群臣，最终落在殿外那一线微光上，良久，只吐出一句：“禁止任何官员介入此类争执。”
满殿愕然。
“陛下！此乃利国利民之举，岂能放任百姓自乱阵脚？”礼部尚书急声劝谏。
萧玦却轻轻摇头，唇边竟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意：“他们不是自乱，是在学会思考。若连种什么都要别人定，那活着，也不过是照本宣科罢了。”
他提笔写下朱批，仅八字，却重若千钧：
让他们自己吵出最适合的活法。
圣旨传下，如风过林海，无声浸润。
接下来的日子，那个少年的“田头推演席”越办越大。
有人带来自家田亩图纸，请他测算最优插秧密度；有妇人抱着账本，算起换种后的口粮盈亏；更有私塾先生带着学生前来观摩，当场命题：“论新旧之争中的成本与信念”。
争吵从未停止——支持新种的说“效率至上”，坚守旧法的喊“稳字当先”。
可怪的是，骂归骂，谁也没动手，反倒越吵越明白。
半年后秋收，全县产量竟反超邻郡三成。
更令人意外的是，原先势同水火的两派农户，竟自发结成了“轮作互助组”：新种户出技术，旧种户出经验，春耕共商方案，秋收共享仓廪。
连县令去视察时，都听见田埂上传来争论声：“你家那块地偏沙，明年该轮休一年！”“行啊，但我得先看你的土质分析图！”
史官执笔记下这一幕，沉吟片刻，落下一语：
是年无一人提识夫人，然处处皆其影。
千里之外，大雪山驿站旧址，唯余半圈石基，埋于荒草之间。
白砚缓步而至，风雪已停，天地寂静如初。
他席地而坐，从怀中取出一方泛黄的宫绢——那是苏识生前最后留下的信物。
背面是她亲笔写下的问题，字迹娟秀却锋利：
“如果世界是个剧本，打破第四面墙的人，能不能改写结局？”
他凝视良久，忽然笑了。
手指蘸雪，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郑重写下四个字：此处我在。
然后，缓缓抹去。
风起，雪舞，地面复归平整，仿佛从未有人来过。
他抬起头，望向远方苍茫山脊，心中澄明如镜。
她没有留下教义，没有立下宗门，甚至连名字都被刻意淡去。
但她留下了一种能力——质疑的勇气，推演的思维，对“为什么”的执着追问。
如今，这能力已在千万人心中扎根，开花于市井，结果于田野。
这才是真正的“识学”。
他缓缓起身，不再回头。
脚步踏过冻土，走向北方尽头。
衣袖轻摆，最后一缕炭香随呼吸融入天地，如同她当年在灯下低语时的气息。
风过无痕，思想却已燎原。
数月后，东海之滨，浪涛拍岸。
白砚行至一处旧礁，立身浪尖。
海风如昔，渔火零星，唯不见那盏曾照亮黑夜的竹灯，和灯下总爱咬着桂花糕傻笑的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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