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九龙城寨，是块被香港、九龙、大陆三方推来推去不是没人想要，就是管不了的地儿。
它的特殊，是从1898年那纸《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里生出来的。
清政府租了新界给英国，却把城寨这块弹丸之地留作中国管辖。
可后来兵荒马乱的，清政府顾不上，民国政府管不了，英国政府不愿碰，它就成了地图上的盲区，三不管的飞地。
没人规划，没人审批，城寨里的房子疯了似的往上长。
1940年代逃难的人用木板搭了棚屋，1950年代新来的就在棚屋上摞铁皮，1960年代更胆大的，直接往砖缝里插钢筋，一层叠一层，最高的楼竟盖到了十三层。
楼与楼之间近得能伸手摸到对窗的锅铲，阳光要斜着才能挤进来，勉强能照亮上面三、四层。
而下面的楼层和小道，白天都浸在昏沉沉的阴影里，得靠挂在铁丝上的灯泡或家家户户门口的煤油灯，才能看清脚下的路。
这里的路是踩着垃圾铺出来的，宽的能过一辆自行车，窄的只能侧着身走。
墙角永远淌着黑水，分不清是雨水、污水还是从楼上泼下来的剩汤。
用水只有很少的几个公用的水龙头，住户要排队接水。厕所是十几户共用的旱厕，夏天的蛆虫能爬到灶台边。
可就是这样的地方，挤了五万多人，逃难的、避债的、没身份的，像塞进罐头的沙丁鱼，在铁皮和砖瓦的缝隙里讨生活。
C区后巷的李月娥，就是这罐头里的一条。
她的家在第七栋楼的三层，其实就是个用木板隔出来的小间，十平米不到，摆了张双层床，一个汽油桶改的灶台，剩下的地方刚够转身。灶台挨着木板墙，墙那边是开赌档的，夜里骰子声能盖过婴儿的哭声。
1985年秋，九龙城寨的雨连连绵绵的下了好几天，路上都是黏黏糊糊垃圾水。
C区后巷的7号楼三层，这几天一直有股臭味从这儿开始漫出来。
起初谁也没在意，城寨里向来不缺怪味。垃圾站的馊臭、旱厕的骚腥、打金铺飘出的金属焦味，各种臭味混在一起。难闻却也成了城寨日子的一部分。
可这次这味不一样。它不飘，就贴着地面沉在那儿，往人鼻子里钻。
像是生肉搁久了捂出来的腥，又裹着点东西烂透了的腐气，闻着让人闻着就想吐。
这臭味顺着楼梯缝往下渗，门把手上、窗台上都沾着这味，晾在外面的衣服收回来，凑近了也能闻到，洗两遍都去不掉。
收垃圾的阿婆最先觉得不对劲。她推铁皮车经过7号楼时，总在三层楼下停下看一看一下。
李月娥家怕是出事了。她跟隔壁赌档的阿昌说，手里的铁钩在垃圾桶里翻得叮当响。
阿昌叼着烟，往楼上瞥了眼。那扇用三块旧木板拼的门紧闭着，门缝里没飘出往常的炊烟，倒从门缝看到点黑，像凝固的血，味越来越重。
住在对楼的张太太，这天夜里被孩子哭醒，趴在窗台上透气，竟听见7号楼三层传来声，像有人用锅铲敲灶台。
接着是个女人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阿玲，粥好了，快吃。
张太太忍不住打了个冷颤。
李月娥半个月没出门了，她那个七岁的女儿阿玲也没去学校。
前阵子她还见阿玲在巷口捡塑料瓶，辫子上扎着红绳，看见人就怯生生地躲。
第二天一早，张太太端着刚洗的菜，绕到7号楼三层。木板门虚掩着，她敲了敲：月娥妹子？在家吗？
门开了道缝，阿玲的脸露出来。头发乱得像草，额头上沾着灰，眼睛亮得惊人：张阿姨。
你妈妈呢？张太往屋里瞅，黑黢黢的，只看见灶台边蹲着个模糊的影子，背对着门，正用个豁口的罐头盒搅什么。
妈妈在做饭。阿玲的声音脆生生的，她说今天煮了鸡蛋，让我等凉了再吃。
屋里突然传来一声，像是铁锅掉在了地上。
张太太刚想再问，阿玲地关了门，隔着门传来她的声音：妈妈叫我吃饭了！
张太太脸色煞白的站在门外，鼻端那股腐味比刚才更浓了。
她突然想起，刚才从门缝里看见灶台边那影子穿的碎花衫，自己昨天晚上还看到一直晾在7号楼的铁丝上，已经被雨泡得发灰，怎么会突然穿在阿玲妈妈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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