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三十年十一月初十,京北的雪终于歇了,晨曦把议事会大楼的青瓦染成暖金,楼前广场上的积雪被扫成整齐的垄沟,垄间插着来自大明各省份的旗号——南河省的麦旗、苏省的织梭旗、川省的羊角旗、闽省的船帆旗、粤省的橡胶旗、浙省的茶旗、黔省的银旗,百余面旗号在寒风里猎猎作响,像在呼应从各省涌来的脚步声:南河省的农民扛着新磨的锄头,衣摆沾着麦田的残雪;苏省的工人提着工具箱,里面装着刚修好的织机零件;川省彝族代表阿古拉背着竹篓,里面是给议事会带的土豆种;闽省的海外商队握着船工联名信,信上还沾着印度洋的盐粒;连粤省橡胶种植园的华工,都托人捎来裹着橡胶汁的选票,用红漆写着“选能让日子过暖的人”。
我被悦薇推着轮椅,停在议事会大厅的铜门内。这扇铜门是七年前苏省机车厂的工人用废钢轨熔铸的,门把手上的“民生”二字被各省代表摸得发亮,指尖触上去,还能感受到当年工人一锤一锤敲出的纹路。大厅里早已坐满了人,却静得能听见窗外旗号的声响,只有扩音喇叭里偶尔传来的电流声——那是给闽省海外商栈、粤省远洋货船传声用的,连在印度洋上漂泊的大明商船,都能通过无线电听到这里的每一句话。
“各位省份代表、全球大明的百姓们,”我抬手按住轮椅扶手上的麦克风,指尖蹭过扶手上那个小小的“民”字刻痕——这是南河省的方叔昨天连夜补刻的,刻完还说“不管辞不辞职,得记着南河省的麦地里,还有人等着种子粮”,“今天召开全国议事会特别会议,我要做两件事:一是向大家认个错,二是把议事长的位置,还给更懂百姓的人。”
话音刚落,前排的朱静雯微微颔首,她手里攥着兵事谈议会的调令,调令边角还沾着南河省水渠的泥点——昨天她刚去南河省第三公社看过塌掉的灌溉渠,回来就说“百姓要的不是报表上的‘民生增速’,是能浇地的水渠,是种得出麦子的田”。悦薇在我身后轻轻捏了捏我的肩膀,她的袖口还别着苏省织坊的丝线,那是前几天帮女工王小丫修织机时沾上的,她说“苏省的织娘说,只要能让娃们读上书,她们愿意多织两匹布,哪怕手磨出茧”。
“我请求辞去全国议事会议事长一职。”
这句话像一粒石子落进南河省的麦囤,大厅里瞬间响起嗡嗡的议论声。南河省的张老田猛地站起来,手里的粮本“啪”地拍在桌上——那粮本的封皮都磨破了,内页记着去年“民生提速运动”时,南河省第三公社欠的三斗种子粮,字里行间还沾着麦糠,“姑娘,你咋能辞?南河省的水渠还等着批青石,苏省的轻轨还没通到县城,川省彝族的山寨连学堂的梁都没架,你这时候走,俺们心里没底啊!”
“张叔,您先坐。”我朝他摆了摆手,从轮椅侧袋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纸片,每一张都带着各省百姓的温度:有南河省农民王耕田画的木犁草图,旁边歪歪扭扭写着“议事长,铁犁不够,俺们用木犁耕地,一天只能种半亩麦”;有苏省织坊女工王小丫的手巾,上面沾着血渍,绣着“日织百匹,手泡在冷水里,夜里疼得睡不着,还是赶不上指标”;有川省苗族石老根的字条,用炭笔写着“冷链箱冻裂了,牛羊肉运到县城就臭了,俺们只能自己吃,换不来粮本”;还有闽省海外华工的联名信,说“远洋货船的工钱拖了三个月,家里的娃等着买课本”。
“我辞职,不是逃责,是认账。”我的声音有些发涩,却每一个字都砸在实处,“去年推‘民生提速运动’,我盯着轻轨通车的天数,忘了苏省织坊的女工要把手指泡在冷水里赶进度;我想着冬储粮的数字,忘了南河省的农民要冒着大雪去邻省借种子;我为了凑军工生产的钢材,挪用了农械厂的铁料,结果今年秋收,南河省十二个公社的农民还在用木犁耕地,川省彝族的农人种土豆只能用石锄——这些错,不是一句‘我改了’就能抹掉的,得让更懂百姓苦的人来扛这份责任。”
我抬手按了按麦克风的全球传声键,电流声过后,声音透过无线电传到闽省的海外商栈、粤省的远洋货船、印度洋上的大明商船,传到每一个有大明百姓的地方:“今天我在这里,向全国、全球的大明百姓道歉,这份道歉,记在心里,也写在实处:
第一,为‘提速运动’的冒进道歉。即日起,所有没跟百姓商量的‘指标’全废了——南河省的水渠啥时候修、用啥料,让公社社员自己投票定;苏省的织坊每天织多少布,让女工们按自己的手速算;川省的冷链箱要盖在哪,让牧民们指着草原的路说;闽省海外商栈的工钱啥时候发,让华工们自己跟掌柜谈,议事会绝不强压。
第二,为多民族关怀不足道歉。未来五年,从国库拨出五百万明元,分去各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给川省彝族山寨盖二十所学堂,让山里的娃能坐着新修的土路去读书,不用再翻山越岭;给黔省苗族公社添五十套农械,让石老根这样的银匠不用再背着工具走三天山路去赶集;给浙省畲族山乡修十条水渠,让雷蕾娜她们种的草药能及时运到闽省的药栈,换得来粮本;给蒙古族草原公社补三十个冷链箱,让巴特尔他们的牛羊肉能新鲜运到苏省、南河省,卖个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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