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秀英思想》的‘权益’——帮苏省的女工要工资,谁拖工钱,我们就去跟他要,直到要回来;帮川省的姑娘争学堂的位置,谁不让进,我们就去跟他评理,直到能进去;帮南河省的农妇要粮本,谁扣粮本,我们就去跟他吵,直到发下来,绝不让妇女受半点委屈。
遵《常静徽思想》的‘问责’——要是商道不通、农械不够、学堂没盖好,我们就辞去副议事长的职,马淑贤回闽省当账房,算清楚每一笔账;林织娘回南河省当农民,种好每一亩麦,再也不占着位置不办事。
奉《朱静雯的百姓思想》的‘初心’——百姓要啥,我们就做啥,哪怕是帮南河省的农民修一把木犁,帮苏省的女工补一台织机,帮川省的彝族钉一块学堂的木板,都绝不偷懒、绝不敷衍,百姓满意了,我们才算尽到责!”
宣誓声透过扩音喇叭,传到全国每个省份、全球每个大明属地,像一股暖流,淌进每个百姓的心里:
——南河省的麦田里,农民们停下手里的活,对着喇叭方向鞠躬,王耕田说“赵叔的誓言,俺们信,明年的麦肯定能丰收”;
——苏省的织坊里,女工们放下织梭,把誓言绣在布上,王小丫说“纺娘姐的话,俺们记,以后手再也不会磨出血了”;
——川省的彝族山寨里,寨老们把誓言刻在木头上,阿古拉说“马淑贤的承诺,俺们等,学堂肯定能盖好”;
——闽省的海外商栈里,华工们把誓言写在船帆上,马明远说“静雯姑娘的话,俺们盼,工钱肯定能要回来”;
——粤省橡胶种植园的工人,对着无线电喊“俺们等着轻轨通到种植园,等着粮本装满粮食,等着日子过暖”;
——黔省苗族的银匠们,把誓言刻在银饰上,石老根说“林织娘为俺们说话,以后农械肯定够了”。
宣誓结束后,我被悦薇推着轮椅,走出议事会大楼。广场上,各省的百姓正围着新当选的执政者,七嘴八舌地提建议,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
——南河省的方叔拉着赵麦围,手里拿着水渠的图纸,说“俺们公社的水渠得用南河省的青石,红石头不经冻,冬天容易裂”;
——苏省的小李找到朱悦薇,手里拿着轻轨零件,说“轻轨的铁轨得用苏省机车厂的钢,结实,能拉重货,还不容易锈”;
——川省的阿古拉走到马淑贤面前,手里拿着山寨的地图,说“俺们山寨的学堂要盖在晒谷场旁,娃们放学能帮家里晒粮,不用再跑远路”;
——闽省的马明远握着林织娘的手,说“俺们商队愿意免费帮南河省运种子粮,就是希望南河省的麦能多收点,俺们也能多卖点布”;
——浙省的雷蕾娜找到陈纺娘,手里拿着畲族的草药,说“俺们山乡的女童学堂,能不能请个懂草药的先生,娃们既能读书,又能学治病”。
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是苏省机车厂的工人在调试轻轨——小李站在车头,朝我们挥手,车身上新刷的“民生号”三个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车头还挂着南河省的麦穗、苏省的丝线、川省的羊角、闽省的船帆,像一串沉甸甸的承诺,晃在风里。悦薇指着轻轨的方向,笑着说:“妈,您看,南河省的麦子,明年就能坐着轻轨到苏省的粮站了;川省彝族的娃,明年就能坐着马车去学堂了;闽省的布,明年就能运到黔省的山寨了。”
我点点头,看着广场上攒动的人影:南河省农民的土布棉袄、苏省工人的蓝色工装、川省彝族的绣花头帕、闽省商人的绸缎马褂、粤省华工的粗布短衫、黔省苗族的银饰、浙省畲族的蓝布裙,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了之前的焦虑,眼里满是对开春的期待——南河省的农民盼着种子粮,苏省的工人盼着织机更新,川省的彝族盼着学堂开学,闽省的商人盼着商道畅通,粤省的工人盼着公路修到种植园。
这时,南河省的张老田拿着刚印好的新粮本走过来,粮本上印着“全国民生保障”的字样,封皮还盖着赵麦围的私章——那私章是用南河省的桃木刻的,上面刻着“赵麦围,农民”五个字,边缘还留着刀痕。他笑着说:“姑娘,您虽然辞了职,但这粮本、这轻轨、这新选的执政者,都是您当年带头搞起来的。您放心,俺们南河省的农民会跟着赵叔,把麦子种好;苏省的工人会跟着静雯姑娘,把织机修好;川省的彝族会跟着马淑贤,把商道通好;闽省的商人会跟着明远,把货运好,咱们大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全国是这样,全球也是这样!”
我看着张老田手里的粮本,突然觉得眼眶发热。其实我从未“辞位”,因为真正的权力从来不在议事长的位置上,而在南河省农民手里的粮本里、苏省工人手里的织梭上、川省彝族手里的学堂钥匙中、闽省商人手里的船票上、粤省工人手里的选票上。只要这些东西还在,只要百姓还能笑着提建议、还能盼着好日子,大明的民生就不会倒,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的这个世界,就会一直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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