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尚书只言战利，可知抚恤几何？军械损耗几何？大军开拔，沿途州县供应民夫粮秣，又要耗费几何？”户部尚书戴胄站了出来，一脸愁苦，手中捧着一卷账簿，“陛下，去岁渭洛漕运虽通，解了燃眉之急，然国库依旧捉襟见肘！今岁修河、赈灾、官吏俸禄、边军粮饷，处处需钱！若再起大战，臣……臣恐难以为继啊！”他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显然压力巨大。
“戴尚书此言，莫非是要我大唐将士坐视突厥贼子劫掠边民不成？！”又一位年轻气盛的将军怒道。
“非是坐视！乃是以守代攻，坚壁清野！待其疲敝，再行反击！”文官阵营立刻有人反驳。
一时间，殿内唾沫横飞，文臣引经据典，力陈休养生息之必要，武将慷慨激昂，力主乘胜追击之良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声浪几乎要掀翻殿顶。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
李世民端坐御案之后，面色沉凝如水。他手中朱笔悬在半空，久久未能落下。眉头越皱越紧，额角青筋隐隐跳动。显然，双方所言皆有道理，却也各有难处。这抉择，关乎国运，重若千钧。
张阿难引着玄渊在偏殿角落一张软榻上悄然落座，奉上清茶，便垂手侍立一旁，眼观鼻，鼻观心，如同泥塑木雕。
玄渊接过茶盏，并未饮用，只是置于膝上。他眼帘微垂，看似闭目养神，实则殿内每一句争论都清晰地落入耳中。心湖之中，却是一片澄澈明镜，映照着这贞观二年的大唐气象。
盛世之基已立，暗流潜涌未平。
朔方城破，梁师都授首，标志着大唐境内最后一支成规模的割据势力烟消云散。中央政权如日中天，政令通达四海，再无掣肘。李世民以其铁腕与胸襟，迅速抚平了玄武门之变的创伤，将秦王府旧部、关陇门阀、山东士族乃至前太子、齐王旧部，都纳入了新的权力框架之中，朝堂之上，虽有派系之争，却无倾覆之危。贞观之治的根基，已然深深扎入这片饱经战火的大地。
然而，这根基尚显稚嫩。关中大旱的余威犹在，河东蝗灾的疮痍未复。国库虽因漕运初通而稍解饥渴，却远未到充盈的地步。戴胄的愁苦，并非作伪。休养生息，劝课农桑，轻徭薄赋，整顿吏治——房玄龄所言，字字句句皆是老成谋国之言。唯有民富，方能国强；唯有仓廪实，方有底气应对四方豺狼。
北疆之外，突厥的威胁却如同悬顶之剑。颉利虽在渭水之盟后威望大跌，内部离心离德，但其控弦之士仍有数十万，铁骑纵横草原的凶悍犹存。侯君集、程咬金等将领的忧虑不无道理。突厥如草原上的饿狼，受伤时最是危险，若不能趁其病要其命，待其舔舐伤口，选出新的狼王，必将卷土重来，给刚刚喘息的北疆带来更大的灾难。李靖、李积这等当世名将陈兵边境，枕戈待旦，求战之心炽热，亦是国之干城，不可轻拂其意。
内需固本，外需靖边。 这看似矛盾的两难，正是贞观二年这位年轻帝王面临的最大考验。文臣武将之争，表面是战与和的策略分歧，实则是国家有限资源如何分配的深刻矛盾。每一步棋，都关乎万千黎民生死，关乎这初生的盛世能否真正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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