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不培养人才却想求得贤才，就好像不去雕琢玉石却要求它有美丽的花纹一样。所以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方法，没有比设立太学更大的了；太学，是贤士产生的关键，是教化的根本源头。现在，让一个郡或一个诸侯国的人来应对朝廷的策问，竟然没有合格的人选，这就是因为王道在那些地方已经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聘请高明的老师，来培养天下的士人，通过多次考核策问来充分发掘他们的才能，那么天下的英才俊杰就应该可以得到了。现在的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和表率，是朝廷派他们来承接（朝廷的德政）并向百姓宣扬教化的；所以老师和表率如果不贤明，那么君主的德政就不能宣扬，恩泽就不能流布。现在的官吏既不能在下面教育训导百姓，又不遵从执行君主的法令，有的甚至暴虐地对待百姓，与奸邪小人勾结交易，使得贫穷孤弱的人蒙冤受苦，失去生计，这太不符合陛下的心意了；因此阴阳失调，乖戾之气充满天地，万物难以顺利生长，百姓得不到救济，这都是地方长官不明智所导致的啊！”
“地方长官多数出身于郎官（郎中、中郎）、年俸二千石官员的子弟，而选拔郎官又是根据家庭财富多少，这样选出来的人未必贤能。况且古代所谓功劳，是以任职期间是否能称职来区分的，并不是指任职时间长短；所以才能小的人即使任职时间再长，也不会升任高官，贤能的人即使任职不久，也不妨担任辅佐大臣，因此各级官吏都竭尽全力，尽心尽职，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以求立功。现在却不是这样，凭借熬年头来获取高位，靠着积累资历来升官，因此廉耻混淆，贤能与不贤能混杂不清，无法分辨真才实学。愚臣认为可以让各位列侯、郡守以及俸禄二千石的地方长官各自在他们管辖的官吏和百姓中选拔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推荐两人，让他们在皇帝身边担任侍卫，并以此观察大臣们识别人才的能力；推荐了贤才的有赏，推荐了不贤之才的受罚。如果这样做了，那么俸禄二千石的官员们都会尽心尽力地寻求贤才，天下的贤士也就可以得到并任用了。如果能普遍得到天下的人才，那么重现夏禹、商汤、周文王那样的盛世就容易了，赶上尧、舜那样的圣名也是可能的。不要只看资历长短，应以实际考察贤能为主，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品德确定职位，（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廉洁与无耻就会区分开来，贤能与不贤能就各得其所了！”
“我听说积累少量能成多，聚集细小能成大，所以圣人没有不是从暗中努力达到光明，从微小之处开始达到显赫的；因此尧是从诸侯之位发迹的，舜是从深山中兴起的，他们不是一天就显达的，而是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话从自己口中说出，就无法堵塞；行为由自己做出，就无法掩饰；言行，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凭借。因此，能做好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事，能谨慎对待细微之处的人才能声名显赫；自身积累善行，就像白天不断变长而人不易察觉一样；自身积累恶行，就像烛火慢慢消耗灯油而人不易看见一样；这就是尧、舜能获得美名而桀、纣令人恐惧担忧的原因啊。”
“快乐但不放纵，反复实行而不厌倦的，就叫做‘道’。‘道’，是万世都不会有弊病的；如果出现弊病，那是因为失去了‘道’。先王的治国之道，必然会有偏废和施行不到之处，所以政治也有昏聩不明而行不通的时候，这时候只需补救偏废之处、弥补弊病就行了。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所尊崇的侧重点不同，并非故意相反，而是为了补救过分之处、扶助衰落的环节，这是为了适应当时遇到的不同情况啊。所以孔子说：‘能够无为而治的，大概只有舜吧！’他不过是更改了历法正朔，变换了车马服饰的颜色（以示接受天命）罢了；其余的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需要做什么更改呢！所以王者有改革制度之名，却没有改变治国之道的实质。然而夏朝崇尚忠厚朴实，商朝崇尚敬奉鬼神，周朝崇尚崇尚礼乐修饰，这是因为它们所继承的前朝需要补救的弊端不同，应当采用这些不同的侧重点。孔子说：‘商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部分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商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部分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将来继承周朝的，即使过了一百代也是可以推知的。’这是说历代君王治国，采用的都是夏朝的忠厚、商朝的崇敬、周朝的文饰这三种原则。夏朝沿袭虞舜（的制度），却没有提到废除和增加的内容，是因为他们的治国之道是同一种，所崇尚的原则也是相同的。治国之道的根本源于天，天不变，道也就不会改变。所以大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王相互传授并坚守同一种治国之道，没有需要补救弊病的政令，所以不说他们有什么废除和增加的内容。由此看来，继承安定之世的治国之道是相同的，继承混乱之世的治国之道则需要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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