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汉朝是在经历大乱之后建立的，（鉴于周朝后期文饰过度），似乎应当略微减少周朝崇尚文饰的风气，致力于推行夏朝崇尚忠厚朴实的做法。古代的天下，也就是今天的天下，同是这个天下，用古代的标准来衡量今天，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呢！哪里出了差错导致衰落成这样？想来是在古代的治国之道上有所失误，还是在天理上有所违背呢？天对万物也是有所区别地给予恩惠的：给了它利齿的就不给角，给它装上翅膀的就只让它有两只脚，这表明接受了大利的就不能再索取小利。古代得到朝廷俸禄的人，就不靠体力谋生（指不务农），也不从事工商业（指不经商），这也是接受了大利就不再索取小利，与天的旨意是一致的。那些已经享受了大利益（俸禄）的人，还要去争夺小利益（与民争利），那么老天也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更何况是凡人呢！这就是百姓怨声载道、深感不足的原因啊。有些人自身受到宠爱，身居高位，家庭富裕，享受着丰厚的俸禄，却还要凭借富贵的资本和权力，在下面与百姓争夺利益，百姓怎么能比得过他们呢！百姓的财富一天天、一月月地被剥削侵夺，逐渐陷入极端贫困。富人奢侈浪费，财富多得溢出；穷人生活穷困，愁苦不堪；百姓既然不觉得活着快乐，又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就是刑罚繁多而奸邪行为却制止不了的原因啊。天子和朝中的大夫们，是下面百姓仰望仿效的对象，是远方之人从四方朝内观望的榜样。近处的人看着你们的行为去模仿，远处的人望着你们的行为去效法，怎么能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做出平民百姓追求财利的行为呢！整天惶惶不安只为追求财利，总担心匮乏贫穷，这是平民百姓的想法；整天惶惶不安只为追求仁义，总担心不能教化百姓，这才是大夫应有的想法啊。《易经》上说：‘背着东西的人却乘坐车子（比喻德行不配位），就会招致强盗前来。’乘车是人君子的地位，背负重物是小人的工作。这句爻辞是说，身居君子之位却做平民百姓的事，灾祸必然降临。如果身居君子之位，就该做君子该做的事，那么除了像公仪休在鲁国当宰相时那样的廉洁奉公（不与民争利），就没有别的可做的了！”
“《春秋》所推崇的大一统思想，是天地的永恒法则，是古今的通达道理。如今各家学派主张不同的治国之道，人们发表不同的议论，诸子百家各有各的主张，旨意各不相同，因此君主无法掌握统一的治国思想；法令制度屡次更改，臣民百姓不知道应该遵循什么。愚臣认为，凡是不在《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经典范围之内的，或者不属于孔子学派的学说，都应一律禁止，不允许它们继续发展传播。这样，那些荒谬邪僻的学说才会消亡灭绝，然后国家的纲纪才能统一，法令制度才能明确，百姓才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汉武帝赞赏董仲舒的对策，任命他为江都国丞相。会稽人庄助也因贤良对策出色，被提拔为中大夫。丞相卫绾上奏：“所荐举的贤良中，有人研习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会扰乱国政，请全部罢免。”奏请获准。
（注：董仲舒早年研习《春秋》，景帝时任博士，言行严守礼法，学者皆尊其为师。任江都相后辅佐易王刘非——武帝骄纵好勇的兄长，以礼法匡正其行，深受敬重。）
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货币政策?：发行三铢钱。
夏季六月?：丞相卫绾免职。丙寅日，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
武帝素来推崇儒学，窦婴、田蚡亦好儒术，二人举荐代郡人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人王臧为郎中令。赵绾奏请修建明堂（朝会诸侯的礼制建筑），并推荐其师申公（鲁地大儒）。秋季，武帝派使者携带贵重礼物（五匹帛加玉璧），用四匹马拉的安稳坐车（安车驷马）隆重迎接申公入京。申公年逾八十，武帝询问治国之道，他答道：“治国不在于说多少话，关键在于实际做得怎么样。”当时武帝正喜好辞藻华丽的文风，听了申公的回答沉默不语，但人已请来，便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安置在鲁王府邸，参与商议明堂、天子巡狩、修订历法、变更车马服饰颜色等事宜。
同年?：内史（京畿长官）宁成犯罪，被处以剃发（髡）戴铁圈束颈（钳）的刑罚。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
冬季十月?：淮南王刘安入朝晋见。武帝因刘安是叔父辈且才学出众，对他非常尊重，每次设宴召见谈话，都持续到黄昏后才结束。
（密谈：刘安一向与田蚡交好，此次入朝，田蚡在霸上迎接他，私下说：“皇上尚无太子，您是高皇帝的亲孙子，推行仁义，天下闻名。一旦皇上驾崩，除了您还有谁配继承皇位呢？”刘安大喜，厚赠田蚡金钱财物。）
儒道之争?：太皇太后窦氏喜好黄老道家学说，厌恶儒术。赵绾奏请政事不必再向窦太后居住的东宫禀报。窦太后大怒，斥责道：“他想效仿新垣平（文帝时欺君惑众的方士被诛）吗？”于是暗中搜集到赵绾、王臧贪赃枉法的证据，借此责备武帝。武帝因此废止了修建明堂的计划，所有正在兴办的儒制改革项目都被叫停。赵绾、王臧被交付法庭审讯，后皆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被免职；申公也称病辞职归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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