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范围]起于庚申年（公元前61年），止于壬戌年（公元前59年），一共三年。
汉宣帝中宗孝宣皇帝 神爵元年（庚申年，公元前61年）
春季，正月，宣帝第一次出行到甘泉宫，在泰畤举行祭天典礼。三月，又出行到河东郡，祭祀后土神。宣帝比较注重恢复汉武帝时期的做法，谨慎地举行斋戒祭祀的礼仪，并因为方士的建议增加了供奉的神祠数量；他听说益州有金马神和碧鸡神，可以通过设坛祭祀的方式请到，于是派遣谏大夫、蜀郡人王褒带着符节前往寻求。
当初，宣帝听说王褒才华出众，便召见他，让他作一篇《圣主得贤臣颂》。文中写道：“贤才，是国家的利器。任用贤才，则举措得当而功效广被；如同使用锋利的工具，则用力少而成效大。所以，工匠使用钝器，必定劳筋苦骨，整日辛劳；而等到能工巧匠铸造出干将宝剑，让离娄那样的视力来校准墨线，让公输班那样的巧匠来挥斧削木，即使是建造五层的高台、百丈的楼宇也不会混乱，这是因为工具和工匠配合得当。普通人驾驭劣马，会勒伤马嘴、累坏马鞭也难以前进；而等到驾驭啮膝、乘旦那样的良马，由王良这样的高手执缰，韩哀这样的神御驾车，便能驰骋天下，万里行程片刻即至，多么辽远啊？这是因为人马配合默契。所以，身穿细葛布衣感到凉爽的人，不会苦于酷暑的闷热；穿着貂皮狐裘感到温暖的人，不会担忧严寒的凄冷。为什么呢？因为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就容易做好防备。贤人君子，也正是圣明君主用来治理天下的‘利器’。从前周公为了接待贤士，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所以能成就监狱空虚的盛世太平；齐桓公在庭中点燃火炬延揽人才，所以能成就九合诸侯的霸主功业。由此看来，君主勤于求贤，就能在得到贤才后安逸治国。臣子也是如此。从前贤才未遇明主时，出谋划策，君主不采纳；陈述忠心，君主不信任；做官不能施展抱负，被贬斥驱逐也并非其过错。因此，伊尹在厨房操劳，姜太公在屠场困顿，百里奚自卖为奴，宁戚喂牛度日，都是因为遭遇这种困境。等到他们遇到明君圣主，谋划合乎君主心意，谏言立刻被听取，进退都能表达忠心，任职得以施展才能，得到封爵赏赐、光宗耀祖。所以世上必定先有圣智的君主，然后才会有贤明的臣子。犹如猛虎长啸而寒风凛冽，神龙腾飞而云气聚集；蟋蟀等待秋天才鸣叫，蜉蝣在阴凉处才出现。《易经》说：‘飞龙在天，利于出现大人物。’《诗经》说：‘多么贤良的众多人才，生在这个王国里。’所以天下太平、君主圣明，英才俊杰自会到来。君臣在朝堂上英明睿智，和睦相处，聚精会神，相互配合更加彰显成效，即使让伯牙弹奏名琴递钟，让逢蒙这样的神射手拉开乌号强弓，也不足以比喻这种和谐融洽。因此圣主必须依靠贤臣来弘扬功业，俊才也要等待明主来彰显德行。君臣上下志同道合，欢欣交融，千载一遇，心意相通，就如同鸿毛遇到顺风，巨鱼纵入大海。君臣如此得意同心，还有什么禁令不能制止？什么政令不能推行？功业远播四方，恩泽横贯无穷。所以圣明的君主不必事事窥探就能明察秋毫，不必倾耳细听就能耳聪目明，太平的责任得以承担，悠闲的愿望得以实现，吉祥的征兆自然降临，寿命长久无疆，何必像彭祖那样俯仰屈伸导引养生，像王子乔、赤松子那样嘘吸吐纳，超凡脱俗、离世隐居呢！”当时宣帝比较喜好神仙方术，所以王褒在文中特别提及这一点。
京兆尹张敞也上书劝谏说：“希望圣明的君主时常忘记车马游猎的爱好，疏远方士的虚妄之言，潜心钻研帝王治国之术，这样太平盛世差不多就可以兴起了。”宣帝因此将尚方署中等待诏命的方士全部罢免。当初，赵广汉死后，继任的京兆尹都不称职，只有张敞能继承他的政绩；虽然张敞的策略和耳目不如赵广汉，但他用儒家经术和文雅风度来弥补，治理得也相当不错。
宣帝比较注重修饰（宫室、车马、服饰等），其规模超过了汉昭帝时期；外戚许、史、王氏家族地位尊贵，深受宠幸。谏大夫王吉上书说：“陛下天赋圣明，统领天下，一心思考治国之道，将要开创太平盛世。每次诏书颁布，百姓都欢欣鼓舞，如同重获新生。臣俯伏思量，这可以说是至深的恩德，但还未能抓住治国的根本。想要励精图治的君主并非每代都能出现，公卿大臣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进言被听取，劝谏被采纳，然而至今未能制定出确保万世太平的长远策略，将圣明的君主推举到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高度。他们所关注的只是按时上报文书、处理案件、审理诉讼等事务罢了，这些并非太平盛世的根基。臣听说，百姓虽然柔弱却不可战胜，看似愚昧却不可欺骗。圣主独自在深宫中的言行，做对了天下人都会称颂，做错了天下人都会议论。所以应当谨慎选择身边的近臣，审慎挑选派遣的官员。身边的近臣是用来匡正君主行为的，派遣的官员是用来宣扬君主德政的，这才是治国的根本。孔子说：‘安定君位、治理百姓，没有比礼制更好的了。’这不是空话。君王在尚未制定新礼时，可以引用古代圣王礼制中适合当今的部分来使用。臣希望陛下能顺应天意，开创大业，与公卿大臣以及儒生们一起，研究传承古代的礼制，彰明王者的制度，引导当世百姓共同进入仁德长寿的境界，那么社会风气怎能不如周成王、康王时代？陛下寿命怎能不如殷高宗（武丁）！臣私下观察当今世上有悖于正道的社会风气，谨分条陈述上奏，请陛下斟酌裁定。”王吉认为：“世俗嫁娶聘礼和陪送没有节制，穷人负担不起，就不愿生养子女。另外，汉朝列侯娶公主为妻，诸侯国的人娶诸侯王之女（翁主），导致男子侍奉女子，丈夫屈从于妻子，颠倒了阴阳的位置，所以多有因女人引发的祸乱。古时候衣服车马，贵贱等级分明；如今上下僭越，人人自行其是，因此贪图财利，不惧死亡。周朝之所以能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太平盛世，是因为能在邪恶尚在萌芽状态时就予以禁止。”他又说：“舜、汤不任用三公、九卿的世袭子弟而选拔皋陶、伊尹，不仁的人自然远离。如今让庸俗的官吏得以保任子弟为官，这些人大多骄横傲慢，不通古今，对百姓毫无益处。应该公开选拔，寻求贤才，废除‘任子令’（官僚子弟保任为官的制度）；对外戚和故旧，可以厚赐财物，不宜让他们占据官位。废除角抵游戏，削减乐府开支，节省尚方署的用度，向天下昭示节俭。古时候工匠不制造华美的雕刻，商人不贩卖奢侈的物品，并非工匠、商人特别贤德，而是政令教化使他们那样的。”宣帝认为他的话迂阔不切实际，不太重视。王吉于是称病辞职回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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