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都尉平当被派去主管治理河堤事务，他上奏说：“古代的九条大河（传说大禹疏导的黄河下游九条支流）如今都已淤塞湮灭。按照儒家经义，治理洪水有疏通河道、深挖河床的记载，而没有修筑堤防、堵塞水流的文字。黄河从魏郡以东，北岸多发生泛滥决口，水流踪迹难以分明，四海之内这么多人，不能欺骗。应该广泛寻求能疏通河道的人。”哀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待诏贾让上奏陈述治理黄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代建立国家，安置百姓，划分土地疆界，一定留下河流湖泊的区域，估计水势达不到的地方。大河没有堤防，小河得以流入，在低洼地带修筑堤坝，形成蓄水的沼泽湖泊，使秋季洪水能够有地方停留休息，水流左右荡漾，宽缓而不急迫。土地上有河流，就像人有口一样，治理土地而堵塞河流，就像要止住小孩啼哭而塞住他的嘴，难道不是能立刻止住哭声吗？但他的死也就跟着来了。所以说：‘善于治水的人，是疏导它使它畅通；善于治理百姓的人，是开导他们让他们说话。’堤防的修筑，大概起源于战国时代，各国为了自身利益堵塞百川。齐国与赵国、魏国以黄河为界，赵国、魏国靠近山岭，齐国的地势低下，齐国在离河二十五里的地方筑堤，河水东流到齐堤就向西泛滥到赵、魏；赵、魏也在离河二十五里的地方筑堤，虽然方法不很正确，但河水还能在堤间游荡。洪水到来时离去，留下的淤泥使土地肥沃，百姓就在上面耕种；有时很久没有水害，人们逐渐在堤内修建房屋，形成村落；一旦大水再次到来，村落被淹没，人们就再筑堤防来自救，逐渐离开城郭，排干沼泽湖泊的水来居住，遭受水淹是很自然的事。现在的堤防，窄的离河水只有几百步，宽的几里，在旧的大堤之内又有好几重堤防，人民居住在这些堤防之间，这都是前代排水造出的地方。黄河从河内郡黎阳县（今河南浚县）到魏郡昭阳县（今河北磁县东南），东西两岸都筑有石堤，激荡水流使其折回，在百余里的范围内，黄河两次向西、三次向东，被逼迫得如此狭窄，无法安息。如今实行上策，就是把冀州（今河北中南部）遭受洪水威胁的居民迁走，在黎阳遮害亭（地名）决开黄河堤岸，让河水向北流入渤海；黄河西面紧靠太行山，东面紧靠金堤（古堤名），水势不能远距离泛滥，一个月左右就能稳定下来。反对的人会说：‘如果这样做，会毁坏数以万计的城郭、田地房屋、坟墓，百姓怨恨。’从前大禹治水，遇到山陵阻挡就毁掉它，所以凿开龙门，劈开伊阙，劈开砥柱山（今三门峡），砸破碣石山（今河北昌黎），改变了天地的本性，这都是人力所为，有什么可说的呢！现在濒临黄河的十郡（指黄河下游沿岸各郡），每年治理堤防的费用将近万万钱；一旦大决口，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如果用几年治河的费用来安置迁移的百姓，遵照古代圣人的方法，确定河流山川的位置，使神和人各处其所而不互相扰乱；况且以大汉广阔的疆域万里，难道还要与水争夺咫尺之地吗！这项工程一旦完成，黄河安定，百姓安宁，千年没有忧患，所以称为上策。如果在冀州地区多开凿漕运渠道，使百姓可以用来灌溉田地，分泄洪水的水势，虽然不是圣人的方法，但也是挽救灾害的办法。可以在淇口（今河南淇县东南）以东修建石堤，多设水闸。恐怕议论的人怀疑黄河这样的大河难以控制，荥阳的漕渠（指鸿沟）就足以证明可行。冀州地区的灌溉渠首，都应仰仗这些水闸，各条水渠往往可以像大腿分出支脉一样从水闸引水：天旱则打开东方的下水闸，灌溉冀州；洪水来时则打开西方的高水闸，分泄洪水，这样民田得到治理，河堤也不会毁坏。这确实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的办法，可以维持数百年，所以称为中策。如果只是修补完善旧堤，加高培厚，劳民伤财永无止境，还屡次遭受水害，这是最下策。”
孔光、何武上奏：“宗庙迭次毁弃的次序（指皇帝宗庙中，除太祖庙外，后世皇帝的神主在超过一定代数后要迁移到远祖庙合祭，称‘毁庙’）应该及时确定，请与群臣一起讨论。”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孝武皇帝（汉武帝）虽然有功业，但血缘关系已尽（哀帝是元帝庶孙，武帝是元帝的曾祖父，相隔六代），他的宗庙应该毁弃。”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即刘秀）提议说：“按照《周礼》，天子有七庙（太祖庙加三昭三穆）。七庙是固定的常法，不可改变。‘宗’（指有特殊功德而世世不毁的宗庙）不在这个数目之内，是变通的制度。如果有功德就立为‘宗’，不能预先规定数目。我们认为孝武皇帝的功业如此盛大，孝宣皇帝（汉宣帝）又如此尊崇并确立他的地位（宣帝是武帝曾孙，即位后尊武帝庙为世宗庙），不应该毁弃。”哀帝看了他们的建议，下诏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建议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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