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营归来，高鉴的生活仿佛骤然按下了慢放键。每日清晨，他依旧会准时出现在库房，如同后世打卡上班一般，象征性地巡视一圈，处理几件无关紧要的日常事务。韩夫子、赵夫子、钱夫子等人已将库房打理得井井有条，印信制度运行顺畅，几乎无需他再多费心神。高士达对他这段时日的“安分”似乎颇为满意，并未过多干涉他的行动。这无疑为高鉴换来了一段难得的、无人打扰的假期。
于是，高鉴的日常便成了某种模式：早上点个卯，象征性地履行完“总管”的职责后，然后便带着王大牛、王二牛两兄弟，信步走出营寨，漫无目的地在高鸡泊这片广袤的水泽区域游荡。
高鸡泊，方圆数百里，并非一望无际的汪洋，而是由大大小小的湖泊、沼泽、河汊以及星罗棋布的沙洲、土岗组成。时值冬末春初，残冰未消，枯黄的蒲苇却已长得极高极密，成片成片，如同迷宫般的墙垒，一直蔓延到水天相接之处。这复杂的水网和茂密的植被，构成了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官军大队人马难以展开，小股侦骑又极易在其中迷失方向，正是起义军绝佳的藏身之所。
然而，这片看似荒芜的水泊，其意义远不止于军事屏障。它更像是一张巨大的、沉默的保护网，悄然容纳了许多被外界苛政、战乱逼得走投无路的普通百姓。他们如同惊弓之鸟，逃离了沉重的赋税、无尽的徭役和兵燹的威胁，辗转潜入这片水泽深处。若在太平年月，他们定然不愿在这等潮湿泥泞、艰苦备至的环境中挣扎求存，但如今，外面的世界已是虎狼横行，相较之下，这水泊深处，反倒成了一处畸形的、难得的，甚至带有些许悖论色彩的“乱世桃花源”。
无论是高士达还是窦建德，都深谙“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对于辖境内这些自发聚集的逃民，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对宽容，甚至是默许与变相保护的态度。这策略背后自有其精明算计：一来，可以从这些聚落中收取些许微薄的“保护费”，或在必要时征用部分物产，补充军需；二来，这些百姓的存在本身，就如同天然的哨探与屏障，他们的日常活动能极大增强义军对周边环境的感知能力，官军稍有异动，很难完全避开这些遍布水泊的眼睛；三来，这种“庇护黎庶”的姿态，无疑能为义军博得更好的名声，在争夺人心的大业中占据道义上的有利位置。因此，军纪相对严明的义军士卒，通常不会主动去骚扰这些脆弱的聚落，形成了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共生关系。
高鉴带着大牛二牛，小心翼翼地穿行在芦苇荡中的隐秘小径，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行在芦苇荡中那些被逃民和巡逻士卒长期踩踏出来的隐秘小径，依靠王大牛早年打猎积累的丰富野外经验辨明方向，悄无声息地探访了几处规模较大的逃民聚集区。每一次探访，高鉴都尽量保持距离，多以观察为主，很少上前打扰。
所见的景象，屡屡让他这个来自后世的灵魂，也不得不再次深深赞叹华夏民族那种仿佛镌刻在基因深处的“种田天赋”。在一些地势稍高、便于取水的沙洲或湖畔空地上，已经被顽强的人们开垦出了一块块大小不一、却异常整齐的田地。尽管使用的农具极为简陋，多是木石或残破铁器，脚下的土地也因水泽特性算不得肥沃，但田垄笔直，沟渠分明，排水与灌溉的系统都看得出经过了精心的规划与打理。时令已至，一些耐寒的作物如冬麦或是早春的菜蔬，已然顶破湿润的泥土，探出嫩绿的芽尖，星星点点地缀在苍黄的大地上，为这片荒芜的水泽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勃勃生机。
聚落之中，人们用芦苇、泥土和木材搭建起低矮却足以遮风避雨的窝棚或土屋。男人们多在田间辛勤劳作，或是驾着简陋的筏子在水道中撒网捕鱼；妇女们则聚在一起，手法娴熟地编织着蒲席、修补渔网，或是照料着少数家禽孩童；而那些面黄肌瘦的孩子们，则在水边相对安全的地方嬉戏玩耍，笑声虽然稚嫩，却也为这片沉寂的土地注入了几分活力。尽管每个人都是面容清瘦，衣衫褴褛，难掩长期营养不良的疲态，但他们的眼神中，已渐渐少了最初流亡时的仓皇与绝望，多了一丝对眼下这份来之不易的、简陋安稳的期盼，以及对脚下土地重新萌生的归属感。
高鉴默默地将这一切收入眼底，心中暗自绘制着一幅无形的图谱。他仔细记下这些聚落的大致位置、估摸其人口规模、观察其主要的生计方式，更重要的是，辨识那些连接聚落与外界、以及聚落之间的主要水陆路径，还有周边可能被利用的制高点、藏兵处、撤退路线等战略要点。这十余日的“闲逛”，表面上是无所事事的游荡，实则是一次对高鸡泊内部生态、地理形势、人文分布的极为深入的勘察。每一次出行归来，他都会在脑海中，有时甚至是在隐秘的简牍上，补充和修正这份关乎生存的认知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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