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赵佶摆驾坤宁殿。连日来的操劳让他身心俱疲,下意识地想要寻找一处能让他暂时放松的港湾。
皇后郑氏早已备好晚膳,见他眉宇间带着挥之不去的倦意,心中疼惜,亲自布菜盛汤,柔声劝慰。用膳完毕,宫人撤去残席,郑皇后正欲与官家说些体己话,却见赵佶的目光被临窗书案上的一样东西吸引了过去。
那是一叠厚厚的、颜色晦暗的纸质凭证——钱引。赵佶走过去,拿起几张仔细端详。这些作为官方纸币流通的钱引,纸质粗糙,印刷模糊,有些甚至边缘已经磨损起毛。更触目惊心的是,上面加盖的官印竟有好几种,面额也颇为混乱。
“皇后,这些钱引是……”赵佶皱眉问道。
郑皇后叹了口气:“这是近日宫中采买,商户们交来的。官家有所不知,如今市面上的钱引,信用早已大不如前。官府发行过滥,各路、州甚至有些豪商都变相私印,导致钱引贬值得厉害。臣妾听闻,如今一贯钱引,往往只能兑换到六七百文铜钱,甚至更少。百姓商贾,怨声载道,只是不敢明言罢了。”
赵佶的心猛地一沉。他融合的记忆里,对经济金融之事本就模糊,而赵启的现代知识却让他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纸币的信用一旦崩塌,引发的将是整个经济体系的动荡,物价飞涨,民间财富缩水,社会秩序都会受到冲击!这比单纯的财政空虚更加致命!
“发行过滥……信用不彰……”赵佶喃喃自语,脸色变得异常难看。他原本以为最大的问题是“三冗”和边患,却没想到货币体系也潜藏着如此巨大的危机。这就像一个身体本就虚弱的人,血液流通还出了问题!
郑皇后见他神色不对,连忙宽慰道:“官家也不必过于忧心,历代钱引都有起伏……”
“这次不一样!”赵佶打断她,语气沉重,“此乃国之命脉!若钱引彻底失信,民间交易退回以物易物,或者只认铜钱金银,国库收入将形同虚设,整军经武更是无从谈起!”他想起了元代宝钞贬值、明代大明宝钞变成废纸的历史教训,那几乎是王朝崩溃的催化剂。
这一刻,他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又沉重了数分。
当晚,尽管郑皇后温婉体贴,极力想让他放松,但赵佶心中有事,缠绵之时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脑海中不断盘旋着“通货膨胀”、“货币信用”、“准备金”这些现代词汇,与眼前大宋混乱的金融现实交织碰撞。
一夜无话,翌日清晨,他罕见地没有立刻召见大臣处理政务,而是将自己关在福宁殿内,亲自执笔,写下了一份言辞恳切、甚至堪称沉痛的《罪己诏》。
在诏书中,他并未回避问题,直言“朕承祖宗之基业,夙夜惕厉,然察近时钱引之弊,深愧于心”,承认自己“以往不察,致使钱引滥发,信用坠失,商贾困惑,黎庶受损”,将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他宣布,将“痛加革弊,以苏民困”,并承诺“必使新钱引,信实相孚,子母相权,以安天下之心”。
这份《罪己诏》通过邸报和皇城司的渠道,迅速传遍汴京,进而向各路扩散。
一时间,朝野震动,民间哗然!
百姓们从未听说过皇帝会因“钱引”这种“小事”下罪己诏,惊讶之余,更多的是惊疑不定和一丝微弱的期盼。商贾们则心情复杂,既担心朝廷借此进一步盘剥,又希望真的能扭转钱引贬值的趋势。
而朝堂之上,各方势力反应各异。李纲、张克公等改革派,虽然觉得官家此举有些“自损威严”,但深知钱引之弊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心中反而更加钦佩官家的胆识与担当。一些较为正直的官员,也认为这是正视问题的开始。
但更多的,是质疑和反对的声音。
“官家岂可因区区钱引之事下罪己诏?此非圣君所为,有失体统!”一些翰林学士和清流官员痛心疾首。
“钱引之弊,积重难返,岂是一纸诏书能解决的?只怕是徒劳无功,反损朝廷威信。”
“哼,说得轻巧,革弊?如何革?莫非又要加税,或者强行规定钱引与铜钱兑率?最终苦的还是百姓!”这是悲观派。
更有一些与旧钱引发行利益集团勾连颇深的官员,心中惶惶不安,暗中串联,准备阻挠任何可能触动他们利益的改革。
面对朝野的纷纷议论,赵佶不为所动。在发布罪己诏的当天下午,他再次召见了核心臣工。
“罪己,非为示弱,而为明志!”赵佶斩钉截铁地对李纲等人说道,“钱引之弊,必须根治!朕意已决,成立‘钱引务’,独立于户部及三司之外,专司新钱引之设计、发行、管理及与金银铜钱之兑换事宜!”
这是一个全新的、高度专业且独立的金融机构构想!
“钱引务设提举一员,位同侍郎,直接对朕负责。”赵佶目光扫过众人,“诸位可有合适人选举荐?需精通算学、熟知钱谷、为人刚正、且不被旧利益集团裹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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