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刘备在沔阳登坛祭天，昭告天下，进位汉中王的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传遍九州四海时，其所引发的震荡，远不止于许都魏宫的震怒与建业吴侯府的密谋。在这片饱经战火摧残的古老土地上，这则消息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层层叠叠、方向各异的涟漪，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
成都，这座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心脏，此刻已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欢腾。从戒备森严的王宫到熙熙攘攘的市井，从肃穆的官署到寻常的里巷，到处都洋溢着自豪与喜悦的气氛。
街头巷尾，酒肆茶楼，人们兴奋地议论着。
“听说了吗？大王在沔阳祭天，进位汉中王了！”
“早就知道了！这才是真正的汉室正统！那曹操算个什么东西，也敢称王？”
“可不是嘛！大王仁德，取了益州，咱们的日子可比刘璋那时候安稳多了。如今称王，正是天命所归！”
“听说在汉中，把曹操的十几万大军杀得丢盔弃甲，连曹操本人都差点被黄老将军射杀呢！” 各种带着夸张色彩的胜利消息在民间飞速流传，进一步神化了刘备的武功。
这种欢腾，不仅仅是因为一场大胜或君主的晋升，更是源于一种深层次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对于益州本土的百姓和士人而言，刘备集团的入主，虽然初期经历过波折，但相较于刘璋时期的暗弱和内部倾轧，刘封、诸葛亮等人推行的法治与德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秩序与希望。刘备的“汉室宗亲”身份，在此刻发挥了巨大的凝聚力，使得“兴复汉室”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正在稳步推进、触手可及的现实。对于跟随刘备一路颠沛流离的荆州旧部而言，这更是苦尽甘来的证明，是他们信念的最终兑现。
在汉中王府内，虽然庆典的余韵犹在，但核心层已然投入紧张的工作。刘备与刘封、诸葛亮、法正等人，正在商议如何利用这股高昂的士气，以及如何应对来自曹操的政治反击和孙权那意味深长的沉默。
“主公，”诸葛亮羽扇轻摇，目光清澈而睿智，“如今我军士气可用，民心归附，然曹操必不甘心，定会挟天子以令诸侯，污我之名。我方当广发文告，细数曹操罪状，阐明我王业之正义，令天下士人知所趋向。”
法正补充道：“孝直以为，除舆论之外，当务之急乃是稳固新得之汉中，安抚百姓，屯田积谷，同时加强与西凉诸羌的联系。曹操新败，关中震动，主公称王，此乃天赐良机，若能西和诸戎，北抚关中，则日后兵出秦川，可事半功倍。”
刘备看着麾下这群文武鼎盛的班底，听着他们条理清晰的分析与规划，心中充满了感慨与豪情。从新野溃败，到赤壁转机，再到如今跨有荆益，称王汉中，这一步，他走得艰难，却也走得坚实。他知道，自己不再是那个需要四处依附的流浪军阀，而是一个真正拥有与曹操、孙权争夺天下资格的王者。
刘备称王的消息，在天下的士人阶层中，引发了更为复杂和分裂的反响。
在荆、益、交三州，以及中原、河北那些心向汉室或对曹操统治不满的士人中间，刘备的称王，如同一道划破漫漫长夜的光芒。许多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名士、儒生，开始将刘备视为汉室延续的唯一希望，纷纷收拾行装，冒着风险，千里迢迢前往成都投奔。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声望，更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成都的学宫、府衙之中，日渐充盈着来自四方的新面孔，他们怀着“匡扶汉室”的理想，投入到诸葛亮所构建的行政体系之中，使得这个新生的王国充满了活力。
然而，在曹操实际控制的北方广大区域，情况则截然不同。许昌、邺城等地的官方舆论，在曹操的强大机器运作下，早已将刘备定性为“僭逆”、“国贼”、“分裂国家的乱臣”。许多依附于曹氏政权，或认为只有曹操才能结束乱世、恢复秩序的士人（如北方大族代表），则对刘备的称王嗤之以鼻。他们或在公开场合抨击刘备的“虚伪”与“不臣”，或在私下议论，认为刘备不过是在偏安一隅，终究难与拥有中原腹地的曹操相抗衡。
但无论如何，刘备那“帝室之胄”的身份，在此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在北方，也有不少士人在内心暗自衡量：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权力来源于胁迫；而刘备以宗亲身份，于汉室倾颓之际挺身而出，其称王的“合法性”与道义高度，在传统士人心中，天然地超过了“阉宦之后”且行为近乎篡逆的曹操，更非割据地方的孙权所能比拟。这种观念上的优势，虽无声，却深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天下的人心向背。
刘备称王与曹操汉中惨败的消息，如同两道惊雷，接连劈在了广袤而动荡的凉州与饱经蹂躏的关中大地之上。
对于盘踞在凉州的诸羌胡部落以及马超、张横、粱兴等军阀的残部旧将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信号。马超虽已投靠刘备，但其在羌人中的余威尚存。曹操的失败，让他们看到了复仇和摆脱控制的希望。张横、粱兴等势力开始活跃起来，秘密派遣使者，绕过曹操的封锁线，试图与成都的汉中王取得联系。广袤的河西走廊与陇山左右，暗流涌动，一股反抗曹操、倾向刘备的潜流正在形成。这些彪悍的西凉铁骑，若能为我所用，将成为日后北伐时，从侧翼牵制曹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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