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博弈的硝烟尚未散去，一桩看似寻常的命案，却在南京城掀起了关乎“司法权”归属的滔天巨浪，将“旧势力反扑”与“宪法博弈”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战场。
案发于秦淮河畔一家新式纺织工坊。坊主赵德顺，是沈万三商会中的一名小股东，凭借新式织机和严格管理，工坊效益颇佳。这日，工坊内一名唤作李老四的织工，因操作不慎，被飞梭击中头部，当场身亡。
命案发生，按《大明律》，本应由所在地的江宁县衙受理。然而，李老四的堂兄，一位在县衙做书办的小吏，却暗中怂恿李老四的寡妻幼子，绕过县衙，直接前往南京刑部衙门，状告坊主赵德顺“以利器杀人”，并暗中递上了一份捏造的“赵德顺平日苛待工人、草菅人命”的证词。
此案本不复杂，但背后却隐藏着玄机。指使书办之人，正是与旧式织造行会关系密切、且对新兴工坊抢走生意怀恨在心的一位地方豪绅。他们的目的，并非真要赵德顺偿命，而是要借刑部之手，重判赵德顺，杀鸡儆猴，打击新兴工商业主的气焰，并顺势将“工坊管理不善、危及人命”的罪名坐实，为日后攻击所有新式工坊埋下伏笔。
果然，刑部接手此案后，主审的郎中乃是李守俊的门生，素以“恪守礼法”、“厌恶奇技”着称。升堂问案时，他完全无视工坊管事关于“操作规章”、“安全培训”的辩解，也不细查飞梭伤人是否意外，只抓住那份伪造的“苛待工人”证词和“利器杀人”的结果，便欲以“过失杀人”重判赵德顺流放，并拟查封工坊。
消息传出，沈万三及一众工商业主又惊又怒。他们深知，此案若成判例，将来工坊主将动辄得咎，新兴工业必将步履维艰。沈万三第一时间找到林川和陈子龙等议员陈情。
“林大人！此案分明是有人构陷，欲借司法之名，行打压新政之实！”沈万三急道，“刑部如此断案，毫无公正可言！长此以往，谁敢再兴办实业？”
林川意识到，这已不是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是旧势力试图牢牢抓住“司法权”这柄利剑，用以绞杀新生经济力量和政治对手。他必须反击。
在议会的紧急会议上，顾炎成等人抓住《大明约法（草案）》中“法司独立审判，不受行政干涉”的原则，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动议：“此案涉及新兴工坊管理与意外界定，案情复杂，非传统刑名所能涵盖。且刑部初审已显偏颇。臣等建议，依据《约法》精神，由议会、刑部、大理寺及格物院，四方共组‘特别仲裁庭’，重新审理此案！以确保司法公正，顺应时势！”
“荒谬！”李守俊在朝会上闻讯，勃然大怒，指着顾炎成的鼻子斥道，“司法审判，乃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之专权！千古不易！尔等议会，有何资格插手刑名？此乃僭越！是乱政！”
他的支持者们也纷纷附和，高喊“祖宗之法不可变”，“司法权柄岂容旁落”。
皇帝朱由校对此也深感棘手。他既不愿看到司法权被议会分走，但也清楚刑部此次审案确有瑕疵，若强行压制议会，恐激化矛盾。他再次采取了拖延策略，将议会的动议留中不发。
然而，议会此次却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在林川的授意下，陈子龙联合数十名议员，联名在《大明公报》上发表《司法公正与时代之辩》长文，系统阐述为何在新时代，涉及新产业、新技术的案件，需要更专业、更多元的审判视角，并尖锐质问：“若司法固守旧章，无视新生事物，其判决如何服众？司法之公正，又如何保障？”
同时，王贞仪带领格物院机械、力学的学士，出具了一份详细的“飞梭伤人事故技术分析报告”，用数据和图纸清晰地证明了此次事件纯属意外，并指出了工坊安全防护存在的可改进之处，但这与坊主是否“草菅人命”完全无关。
这份专业报告，经由《大明公报》刊发，在士民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审案原来还可以借助“格物”之学，这比单凭口供和道德推断，似乎更为可靠。
舆论开始转向。就连一些原本反对议会插手司法的清流，也开始思考，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传统的司法体系是否真的需要做出一些调整？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议会毫不退让的姿态下，皇帝和刑部最终做出了妥协。一道特旨下达：此案由刑部、大理寺主审，但需聘请格物院两位学士作为“技术咨议”旁听，并就专业问题提供意见；同时，允许议会派遣三名议员作为“观察员”列席，监督审判过程，但无表决权。
这并非议会想要的“特别仲裁庭”，但毕竟打破了司法审判由刑部一家垄断的局面，引入了专业知识和外部监督。这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进步。
最终，在格物院学士对飞梭机理的清晰阐述和议会观察员的注视下，刑部不得不采纳了“意外事件”的认定，赵德顺被判无罪，仅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和工坊安全整改责任。那份伪造的证词也被当庭戳穿，相关人等受到了惩处。
赵德顺案了结了，但它所引发的“法司之争”却远未结束。旧势力虽然未能借此案达到目的，但他们绝不会放弃对司法权的掌控。而议会，则通过这次博弈，成功地将触角伸入了司法领域，为将来更深入的司法制度改革，撕开了一道细微却至关重要的裂缝。新制度的生命力，正是在这一次次对传统权力堡垒的叩击中，顽强地拓展着自己的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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