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传改革的尘埃尚未落定，一场更为基层、更为尖锐的冲突，在帝国广袤乡村的泥土中悄然爆发。这便是清丈田亩与乡约改革后，必然引发的权力再分配之争——村社议事会与旧乡绅宗族势力，围绕村务主导权的激烈博弈。
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永宁村。这里是最早完成田亩清丈的试点村之一，也是尝试组建村社议事会的先行地。清丈之后，村里钱老太爷家隐匿的二百亩上等水田暴露于阳光之下，依新法，需缴纳相应田赋。同时，依据《乡约改革试行条例》，永宁村通过全体成年男丁投票，选出了七人组成的村社议事会，其中包括两名原属钱家的佃户、三名自耕农、一名小作坊主，还有一位在无锡县城新式学堂读过两年书、思想活跃的年轻士子陈秀才。
议事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依据新鱼鳞图册，重新核定各户田赋，并公示于村头。第二件事，便是商议如何使用村里共有的一片竹林收益，以及修缮通往官道的村路。
这两件事，都直接触动了钱老太爷的权威和利益。以往，田赋多少，他可与里长、胥吏私下勾兑；村中公产，向来由他一句话支配；修桥铺路，也是他出面“号召”，实则摊派劳役，中饱私囊。
“反了！真是反了！”钱老太爷在自家堂屋里气得浑身发抖，拐杖顿地咚咚响，“几个泥腿子，一个乳臭未干的小秀才，竟敢妄议村政！田赋乃朝廷王法，自有官府论断，何时轮到他们指手画脚？那竹林是祖宗留下的，收益自然由族中公议，他们凭甚插手？！”
他立刻召集了族中几位耆老和依附于他的几户富农，在祠堂里密议对策。
“议事会？哼，一群乌合之众！”钱老太爷冷笑，“他们不是要‘公议’吗？好！我们就让他们知道，在这永宁村，谁说了才算！”
很快，一股无形的抵抗在村中弥漫开来。
议事会公示田赋核定结果后，钱老太爷暗中指使几个亲信，散布流言，称议事会“假公济私”，“受了官府好处，要加征赋税坑害乡邻”。一些不明真相、尤其是一些田亩也被清丈出来的中小地主，开始对议事会侧目而视。
议事会商议修缮村路，决定按田亩和人丁出钱出工，并推举陈秀才负责账目，公开透明。钱老太爷则联合几户富农，以“农忙时节，无力出工”、“家中拮据，无钱可出”为由，公然抵制。更有甚者，钱家的几个家丁，夜里偷偷将几块大石堆在路中央，阻碍施工。
当议事会依据条例，准备动用部分竹林收益，在村中开办一所蒙学，聘请那位陈秀才授课时，钱老太爷的反对达到了顶峰。他亲自出面，在村中古树下召集村民，拄着拐杖，痛心疾首：
“乡亲们！非我吝啬这几根竹子！实是此举大为不妥！村中蒙学，向来由族中延请德高望重的先生，教授圣贤之道！今让一黄口孺子执教，所学为何？莫非是那议会推崇的‘杂学’？此非教化子弟，实乃误人子孙！且动用公产，不经族老共议，此例一开，祖宗之法何在？！”
他巧妙地将问题引向了“尊师重道”、“祖宗成法”的道德高地，并暗示新学是“邪路”，成功煽动了一批重视传统、对未知事物抱有疑虑的村民。
议事会陷入了困境。田赋征收遇到阻力，修路工程停滞，办学计划更是引发了村民的分裂。陈秀才满腔热情遭遇冷水，面对钱老太爷的威望和村民的疑虑，他据理力争却显得势单力薄。那几名佃户出身的议事会成员，在钱家的压力下，也开始畏首畏尾。
消息传到无锡县衙，知县对此感到棘手。钱家是本地大族，树大根深，他不想轻易得罪。而议事会乃依上级法令设立，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打压。他采取了和稀泥的态度，只派人下来“劝导”双方“和睦相处，共谋村治”。
消息也通过急递铺，迅速传到了南京议会民政委员会。
顾炎成等人闻讯，意识到这是检验乡约改革成败的关键案例。若永宁村议事会失败，则全国范围内的村社改革都可能夭折。
“此非一村之争，乃新旧治理之道之争！”顾炎成在委员会上疾呼，“若坐视旧乡绅以宗法、谣言扼杀新生议事会，则清丈田亩之成果将付诸东流，乡约改革亦将名存实亡！”
林川得知后，给出了明确的指示：“永宁村之事，议会不宜直接干涉，但需给予原则支持与策略指导。关键在于，帮助议事会站稳脚跟，赢得多数村民信任。”
在他的授意下，民政委员会采取了多项措施：
第一，立即在《大明公报》上，以“乡村新事”为题，匿名报道永宁村的争议，着重强调议事会“公开透明”、“按章办事”与旧式治理“模糊不清”、“倚仗权势”的对比，引导舆论关注基层权力运行的规则之争。
第二，通过无锡县的支持改革派士绅，向陈秀才和议事会传递信息，建议他们暂时搁置争议较大的办学计划，集中精力先做一两件能让大多数村民直接受益的实事，如先将村路修通，并确保账目绝对清晰，每文钱都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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