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请王贞仪安排格物院精通物理、材料的学士，对受损瓷器和丝绸进行技术鉴定，评估其受损原因（是运输不当还是固有瑕疵）和实际价值折损，为判决提供科学依据。
第四，授意沈万三，通过其他与荷兰人有贸易往来的渠道，向范·德伦传递信息，表明大明朝廷重视契约精神，但绝不受武力胁迫，若其愿意在尊重大明司法主权的前提下理性解决，贸易可继续进行，否则两败俱伤。
庭审在紧张的气氛中继续。格物院出具的技术鉴定报告，清晰地指出了部分损失确系海上风浪所致（合理风险），但也证实了部分瓷器存在以次充好的现象。基于此，刑部最终作出了判决：郑海龙需对以次充好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对因海上风险造成的合理损耗不予支持。判决书用词严谨，既引用了《大明商律》条款，也考虑了海事惯例，体现了大明律法的成熟与公正。
同时，长江口外游弋的明军战舰身影，也让范·德伦感受到了压力。
最终，权衡利弊之后，范·德伦接受了这一判决。他没有得到全额赔偿，但维护了契约的部分效力，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一个拥有独立司法体系且不容武力威胁的大明。
这场“外洋之讼”虽以妥协告终，但其意义深远。它迫使大明开始认真思考如何与国际商业法律体系接轨，如何在外交与司法中维护自身利益与尊严。议会借此机会，迅速启动了《涉外商事纠纷处理暂行条例》的起草工作，试图为未来越来越多的类似纠纷建立规则。新制度的生命力，在应对来自海洋彼岸的挑战时，再次展现了其学习、适应并在碰撞中自我完善的顽强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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