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授意顾炎成等议员，以此案为契机，在议会加速《商律·专利篇》的审议进程。要求条款必须明确专利的授予条件、保护期限（不能是永久的）、以及强制授权（在特定情况下，如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等平衡性规定，避免其真的成为技术垄断的工具。
同时，他让沈万三出面，尝试在商会内部进行调解。沈万三找到李德贵和孙大锤，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由商会出面，确认李德贵对此项改良的首创地位，并给予其一定奖励；“鲁班坊”可继续生产此类家具，但需向李德贵支付一笔“技艺使用费”，费用由商会核定，既保障了首创者的利益，又避免了市场垄断。
这个民间调解方案，虽未能满足李德贵独占市场的初衷，但也为他争取到了实际利益和名誉，同时保证了技术的扩散和应用。孙大锤在商会压力下，最终接受了此方案。
刑部最终依据调解结果和现有律法精神，作出了一个模糊的裁决：承认李德贵的首创贡献，但不支持其完全禁止仿造的诉求，鼓励双方依民间调解方案执行。
此案虽未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判例，但极大地推动了《商律·专利篇》的立法进程。议会内各方势力围绕专利的授权范围、保护力度、公共利益平衡等细节展开了更为深入和务实的讨论。
“专利之惑”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在制度复兴的道路上，鼓励创新与防止垄断、保护个人智力成果与促进社会知识共享之间，那微妙而复杂的平衡点。新制度的生命力，正是在这一次次具体的困惑与争论中，不断细化、完善，试图为帝国的创造力，搭建一个既能激励火花，又能防止燎原的规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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