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檄文的声势浩大与流言的诡异莫测,荀攸主导的“实事宣传”则要低调得多,却更为深刻。在他的巧妙安排下,往来于河内与冀州的商队,在邺城交易时,总会“不经意”地谈起河内的见闻。
“嘿,你们是不知道,河内那边袁司隶搞屯田,流民都有地种,有饭吃,官府还管种子!”
“可不是嘛!城南开了个大医署,华佗和张仲景两位神医坐镇,看病便宜,当兵的受伤了也能得到及时救治,可比咱们这儿强多了。”
“我听说啊,袁公麾下军纪极严,有个军官拿了百姓一只鸡,直接被打了军棍,在咱们这儿敢想?”
“还有讲武堂,蔡邕公亲自讲课,不论出身,只要有才就能去听讲,河内现在可是人才济济啊……”
这些来自“第三方”的亲口描述,比任何官方宣传都更具说服力。它们像一颗颗种子,悄然播撒在冀州士民的心田。尤其是那些在韩馥治下感到前途无望的寒门士子、生活困顿的普通百姓,以及担忧家乡遭兵祸的本地豪强,都不由自主地将河内与邺城进行比较,心中的天平开始悄然倾斜。甚至连一些原本中立的冀州官吏,如沮授等人,在听到这些描述后,也对袁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期待。
舆论的三重奏,终于在邺城州牧府内引发了剧烈的回响。
这一日,韩馥再次召集心腹议事。他面色憔悴,眼窝深陷,手中紧紧攥着一份郭图起草的讨董檄文抄本,声音带着颤抖:“诸公……袁本初传檄天下,声威日盛;北边公孙伯圭蠢蠢欲动;董仲颖在洛阳……如今流言四起,皆言冀州危在旦夕,这……这该如何是好?”
长史耿苞目光闪烁,出言道:“使君,袁本初虽声言讨董,然其驻兵河内,毗邻我冀州,其心难测啊。不如……不如遣使向董太师示好,以求庇护?”
“荒谬!”别驾关纯立刻厉声反驳,“董卓国贼也,天下共击!我等岂可向其屈膝?此乃自取灭亡之道!”他趁机上前一步,慷慨陈词,“使君!袁本初乃天下名士,四世三公,今高举义旗,海内归心。其人在河内,政通人和,军纪严明,此乃明主之象!如今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流言扰攘,冀州亟需定海神针!以纯之见,使君何不效仿古之圣贤,主动迎请袁司隶入主冀州,共图大业?如此,可使君得让贤之美名,保家族之富贵,更可使冀州百万军民免遭兵燹之祸!此乃万全之策也!”
耿武也立刻附和:“关别驾所言极是!使君,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袁本初乃袁氏嫡脉,声望足以服众,能力足以保境,迎请袁公,实为冀州最好之选择!”
审配、沮授等人虽未明确表态,但神色间也流露出对关纯、耿武提议的认同。
韩馥看着麾下最重要的几位臣属,竟有大半主张让位,再想到市井中那些关于袁绍如何贤明、河内如何安定、公孙瓒如何凶残的传言,只觉得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和恐惧攫住了心脏。他瘫坐在席上,喃喃道:“难道……难道真的唯有此路了吗?”
就在州牧府内争论不休的同时,邺城市井间,一种舆论也在悄然成型。几个书生在酒肆中高声议论:“袁本初讨董檄文,真乃大义所在!若其能主冀州,必能率我等共讨国贼!”
“是啊,听说河内百姓安居乐业,哪像我们这里,整日提心吊胆!”
“韩使君……唉,若能效法尧舜,则善莫大焉……”
这些议论,被混在人群中的许攸细作听得一清二楚,迅速报回河内。
郡守府内,袁绍听着荀攸关于冀州最新动向的汇报,脸上露出了尽在掌握的笑容。
“檄文已扬其名,流言已乱其心,河内之实已动其情。公达,子远,公则,此三箭齐发,效果斐然啊。”
郭图笑道:“主公,如今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东风,便是大军临境,给予韩馥最后一点‘助力’。”
许攸阴恻恻地补充:“也是给那些尚在观望的冀州墙头草,最后一点‘提醒’。”
袁绍颔首,目光锐利地投向北方:“传令颜良、文丑,兵马集结,兵发冀州边境!是时候,让韩文节做出最后的‘明智’选择了。”
双管齐下,已见奇效。舆论的狂潮,已然为袁绍通往邺城的道路,扫清了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障碍——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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