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檄文的声势浩大与流言的诡异莫测，荀攸主导的“实事宣传”则要低调得多，却更为深刻。在他的巧妙安排下，往来于河内与冀州的商队，在邺城交易时，总会“不经意”地谈起河内的见闻。
“嘿，你们是不知道，河内那边袁司隶搞屯田，流民都有地种，有饭吃，官府还管种子！”
“可不是嘛！城南开了个大医署，华佗和张仲景两位神医坐镇，看病便宜，当兵的受伤了也能得到及时救治，可比咱们这儿强多了。”
“我听说啊，袁公麾下军纪极严，有个军官拿了百姓一只鸡，直接被打了军棍，在咱们这儿敢想？”
“还有讲武堂，蔡邕公亲自讲课，不论出身，只要有才就能去听讲，河内现在可是人才济济啊……”
这些来自“第三方”的亲口描述，比任何官方宣传都更具说服力。它们像一颗颗种子，悄然播撒在冀州士民的心田。尤其是那些在韩馥治下感到前途无望的寒门士子、生活困顿的普通百姓，以及担忧家乡遭兵祸的本地豪强，都不由自主地将河内与邺城进行比较，心中的天平开始悄然倾斜。甚至连一些原本中立的冀州官吏，如沮授等人，在听到这些描述后，也对袁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期待。
舆论的三重奏，终于在邺城州牧府内引发了剧烈的回响。
这一日，韩馥再次召集心腹议事。他面色憔悴，眼窝深陷，手中紧紧攥着一份郭图起草的讨董檄文抄本，声音带着颤抖：“诸公……袁本初传檄天下，声威日盛；北边公孙伯圭蠢蠢欲动；董仲颖在洛阳……如今流言四起，皆言冀州危在旦夕，这……这该如何是好？”
长史耿苞目光闪烁，出言道：“使君，袁本初虽声言讨董，然其驻兵河内，毗邻我冀州，其心难测啊。不如……不如遣使向董太师示好，以求庇护？”
“荒谬！”别驾关纯立刻厉声反驳，“董卓国贼也，天下共击！我等岂可向其屈膝？此乃自取灭亡之道！”他趁机上前一步，慷慨陈词，“使君！袁本初乃天下名士，四世三公，今高举义旗，海内归心。其人在河内，政通人和，军纪严明，此乃明主之象！如今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流言扰攘，冀州亟需定海神针！以纯之见，使君何不效仿古之圣贤，主动迎请袁司隶入主冀州，共图大业？如此，可使君得让贤之美名，保家族之富贵，更可使冀州百万军民免遭兵燹之祸！此乃万全之策也！”
耿武也立刻附和：“关别驾所言极是！使君，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袁本初乃袁氏嫡脉，声望足以服众，能力足以保境，迎请袁公，实为冀州最好之选择！”
审配、沮授等人虽未明确表态，但神色间也流露出对关纯、耿武提议的认同。
韩馥看着麾下最重要的几位臣属，竟有大半主张让位，再想到市井中那些关于袁绍如何贤明、河内如何安定、公孙瓒如何凶残的传言，只觉得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和恐惧攫住了心脏。他瘫坐在席上，喃喃道：“难道……难道真的唯有此路了吗？”
就在州牧府内争论不休的同时，邺城市井间，一种舆论也在悄然成型。几个书生在酒肆中高声议论：“袁本初讨董檄文，真乃大义所在！若其能主冀州，必能率我等共讨国贼！”
“是啊，听说河内百姓安居乐业，哪像我们这里，整日提心吊胆！”
“韩使君……唉，若能效法尧舜，则善莫大焉……”
这些议论，被混在人群中的许攸细作听得一清二楚，迅速报回河内。
郡守府内，袁绍听着荀攸关于冀州最新动向的汇报，脸上露出了尽在掌握的笑容。
“檄文已扬其名，流言已乱其心，河内之实已动其情。公达，子远，公则，此三箭齐发，效果斐然啊。”
郭图笑道：“主公，如今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东风，便是大军临境，给予韩馥最后一点‘助力’。”
许攸阴恻恻地补充：“也是给那些尚在观望的冀州墙头草，最后一点‘提醒’。”
袁绍颔首，目光锐利地投向北方：“传令颜良、文丑，兵马集结，兵发冀州边境！是时候，让韩文节做出最后的‘明智’选择了。”
双管齐下，已见奇效。舆论的狂潮，已然为袁绍通往邺城的道路，扫清了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障碍——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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