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新政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涟漪自江南荡漾开去，逐渐触及帝国更深层的肌理。变革带来的生机之下，潜藏的暗流也随之涌动。利益被触动的，不仅仅是江南的豪强，更有盘踞朝堂多年、依靠旧例与门荫维系地位的部分世家官员。
这日朝会，议题本是例行公文呈报，气氛却隐隐有些凝滞。当一位御史出列，例行公事地奏报完地方民情后，并未立刻退下，反而话锋一转，躬身道：
“陛下，臣闻江南诸州推行新政，减免赋税，与民休息，此乃陛下仁德。然，臣亦闻，新任刺史马周，行事操切，不谙人情，一味强调《考成法》与《水部则例》，对地方士绅多有苛责，恐失‘仁政’之本，寒了地方耆老之心。长此以往，臣恐江南民心不稳，有负圣恩。”
此言一出，殿中顿时一静。这并非直接反对新政，而是以一种“忧国忧民”的姿态，质疑具体执行者的方式方法，手法更为老辣。不少目光或明或暗地投向了御座之上的李恪，也瞥向了前列几位重臣。
李恪面色不变，目光平静地扫过那位御史，并未立刻回应，而是转向群臣：“诸卿，对此有何看法？”
短暂的沉默后，一位出身博陵崔氏、素以清议着称的给事中出列附和：“陛下，御史之言，不无道理。治国如烹小鲜，不可扰民过甚。马周虽有才干，然年轻气盛，若一味猛进，恐非地方之福。臣以为，当遣老成持重之臣，前往宣慰，以示朝廷抚恤士绅、稳定人心之意。”
紧接着，又有几位与江南士族或有姻亲、或利益相关的官员相继出言，言辞或委婉或直接，核心皆是指责马周行事过于刚硬，请求朝廷稍作“回调”，以安地方。
风向似乎开始微妙地转变。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重臣蹙眉沉吟，他们支持新政，但也深知平衡之道，此刻并未急于表态。
就在议论声渐起，压力似乎要导向对马周不利的一方时，一个清朗而沉稳的声音响起：
“陛下，臣有本奏。”
众人循声望去，出列者竟是新近被擢升为谏议大夫的魏徵。他官职不算最高，但以直言敢谏闻名，且在此番贪腐案中因立场刚正、未受牵连而更得帝心。
魏徵手持笏板，声音清晰：“臣以为，方才诸位同僚所虑，乃是常情，却非当前之急务，更非新政之弊！”
他目光扫过之前发言的几人，继续道：“江南水患，根源在于吏治腐败，河工糜烂。马周奉旨行事，所依者，乃陛下钦定之《考成法》、《水部则例》，所行者，乃‘以工代赈’、减免赋税之良策。其核查田亩，是为确保朝廷恩泽直达黎庶；其严惩贪墨旧吏，是为肃清官场积弊；其要求士绅依新法纳粮服役，是为彰显朝廷法度公平！何来‘操切’之说？又何来‘失仁政之本’？”
他语气渐锐：“若说‘寒心’，寒的恐怕是那些仍想倚仗特权、罔顾国法、盘剥百姓之人的心！新政初行，必有阻力。若因些许流言蜚语、利益受损者的抱怨，便质疑前方实干之臣，遣使‘宣慰’妥协，则新政威严何在？陛下决心何在？日后谁还敢为朝廷实心任事？”
魏徵一番话，掷地有声，如同冷水泼入油锅，让之前那股试图“回调”的气氛为之一滞。他站在了维护新政权威、支持实干官员的立场上，将问题的本质从“马周是否操切”拉回到了“是否要坚持新政”的原则高度。
李恪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赏。他需要这样的声音，在朝堂之上，为新政张目，为他坚定决心提供支撑。
“魏卿所言，深合朕意。”李恪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定鼎之力，“马周在禹州，一切依新政行事，并无逾矩。其所遇阻力，朕已知之。非但其无过，反而有功！”他目光威严地扫过全场，“新政既定，便需坚定不移。朕要的，是能实心用事、敢于任事之臣，而非左右逢源、墨守成规之辈。江南之事，不必再议。若有再以流言质疑新政、攻讦任事官员者，朕，必严惩不贷！”
皇帝的态度如此鲜明坚决，之前发言的官员顿时噤若寒蝉，不敢再言。
退朝后，李恪回到两仪殿，心情却并未完全舒展。他深知，今日朝堂之争，只是冰山一角。反对新政的势力绝不会因此偃旗息鼓，他们会寻找新的突破口。
果然，随后几日，一些关于皇后崔芷柔的流言，开始在命妇圈子和部分官员中悄然传播。言其“虽处后宫，然过于关切外朝事务”，“以宫中用度订购禹州青砖，有干涉物议之嫌”，甚至隐约暗示皇帝某些决策背后有“坤宁宫”的影响。
这些流言极其阴毒，旨在离间帝后，并将新政可能带来的问题引向“后宫干政”这个敏感话题。
消息很快通过张司正传到了崔芷柔耳中。她正在临摹一幅前朝花鸟图，闻言，笔下未停，只淡淡问：“可知源头大致来自何处？”
张司正低声道：“奴婢初步查探，似与几位家中田产、商铺多在江南的诰命夫人往来颇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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