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父偃又说话了：此时茂陵刚刚建立，可以将天下的豪强、兼并之家、扰乱民心的百姓都迁徙到茂陵去，看以后还有谁敢不服从命令；这样的话既能充实京师的守卫能力，又能消除地方上的奸猾之徒，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呀。汉武帝根据他的这一建议，将郡国的豪杰以及家产超过三百万的人都迁徙到了茂陵，以后国家真的少了那些嘴硬的人。?
轵县人郭解是关东地区的大侠，他也在迁徙之列。有个卫将军就为他求情：陛下，郭解家里十分的贫穷，不符合迁徙的条件啊。汉武帝轻笑说道：郭解此人一介布衣，竟能让将军为他求情，这说明他家里并不贫穷。最终，郭解一家都被迁徙到了茂陵。郭解平时因为一点小事就杀了很多人，汉武帝得知他干的事情后，就下令逮捕郭解治罪，但他所杀的人都在大赦之前，有点难搞。这时轵县有一位儒生陪同朝廷的使者聊天，使者说有人称赞郭解是个贤人，这个儒生不屑的说：郭解专门干那些作奸犯科的事，怎么能称得上是贤人呢！郭解的门客听到这个话后，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杀了这位儒生，并割断了他的舌头，让他乱说话。官吏因此就责问郭解，但郭解实在不知道凶手是谁，而凶手也始终没有找到。官吏就上奏郭解无罪，公孙弘却认为：郭解虽然不知情，但他的门客因为小事杀人，这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要严重，应当以大逆不道之罪论处。于是，郭解就被灭族。?
班固说：古代的天子建立国家，诸侯建立家族，从卿大夫到庶人，都有等级划分，因此百姓服从上级，下级也没有非分之想。周王室衰微后，天下的礼乐征伐由诸侯们掌控。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掌握国家的实权，陪臣却执掌政令。到了战国时期，合纵连横，列国公子如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凭借王公的势力，竟然比这招揽游侠，这就让那些鸡鸣狗盗之徒都受到了礼遇。而赵相虞卿抛弃了国家和君主，救助穷困的朋友魏齐；信陵君无忌窃取兵符，假传国君的命令，杀死了国家大将，专断军权，以此来解救平原君的危难；他们都因此受到了诸侯的重视，一时间名扬天下，而天下的游谈之士都以这四人为首。当时社会形成了背弃公义、为私利朋党效命的不良风气，而忠诚职守、奉行公义的原则却被抛弃。汉朝建立以后，国家的法律宽松，没能纠正这种不良的风气。代相陈豨、吴王刘濞、淮南王等权贵招揽了众多门客，外戚魏其侯、武安侯在京城争夺权利，平民游侠如剧孟、郭解等人在民间横行霸道，他们的权势压倒了公侯，百姓却仰慕他们的名声并效仿他们的行为。这些人即便触犯了刑法，世人也认为他们是杀身成名，像季路、仇牧一样死而无悔。曾子说：君主失去了治国的正道，百姓就会离心。如果没有贤明君主在上，向百姓明确的展示好恶的标准、用礼法约束百姓，百姓又怎能知晓禁令并回归正道呢？古代的正法认为：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六国是五霸的罪人，战国四豪（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是六国的罪人，更何况像郭解这样的平民，私自掌握着生杀大权，这实在是罪该万死啊。他虽然有温良博爱、救济穷困、谦逊退让的优点，但是却不走正途，喜欢旁门左道，最终落得一个身死族灭的下场，这并非意外啊。
荀悦说：世上有三种游民，是道德的祸害：一是游侠、二是游说之士、三是游行之人。树立个人的气势、在民间作威作福、结交私党在世上立足的人，可称为游侠；用自己的言语干一些诈谋得事，迎合时势的发展，可称为游说之士；那些表面仁爱，以迎合时代的发展、结党营私、树立虚名来为自己谋取权利的人，可称为游行之人。这三种人，是扰乱世道的根源；他们的行为伤害道德、败坏法纪、迷惑世人，这是先王所谨慎防备的。国家有四民，各干各的事，不好好干事，就会有奸民出现，如果奸民不出现，那么王道就能形成了。?
在末世（如周、秦末期）的时候，国家的君主昏庸无能、不处理国家政务、国家的制度废弛、纲纪混乱。那时的人们以他人的毁誉决定自身的荣辱、以权贵的爱憎判断事物的利害关系、以君主的喜怒决定赏罚，这就导致全国上下开始互相欺骗，社会秩序也开始崩塌了。人民的利益无法通过正当的途径去获取、祸害也难以用道义去规避、君子违背礼法、小人触犯法律，人人都在追逐那些虚华名利、轻视亲情、崇尚结交宾客，官员们贿赂成风、私务泛滥成灾，正道就开始崩坏了。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会制定明确的法令制度，以实际发生的功过判断他人的善恶，从不听信空言虚名，杜绝了虚伪、诬陷、欺诈风气的盛行，禁止了浮华的言辞与奸猾智巧事情的发生，用圣人之道统一思想，以仁政供养人民、对他们实行礼乐教化，从而端正民间的风俗、实现天下的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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