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禄大夫刘向深感王道教化对治国的重要性，认为王道教化应该先从宫廷内部开始，由近及远推行。他精心选取了《诗经》《尚书》中贤妃贞妇兴国、孽妾宠妃亡国的事例，编成《列女传》八篇；又摘录传记事迹，撰写《新序》《说苑》五十篇，把它们一并上奏给成帝。同时，他又多次上疏阐述国家政治的得失，提出了治国法度与戒律，成帝对他的建议虽然没有全部采纳，但内心却对他的言论颇为赞赏。刘向的举动，是有识之士试图通过文化教化影响皇帝决策、挽救王朝危机的努力。
昌陵的修建同样是这一时期的焦点问题。昌陵修建规模宏大、制度奢侈，工期漫长却始终未能完工。刘向对此忧心忡忡，他上疏劝谏，以历史为鉴，指出古代贤君薄葬而国祚长久，秦始皇厚葬却迅速灭亡的教训，强调德行深厚者葬礼简朴，无德寡知者才追求奢华，而奢华的陵墓往往更容易被盗掘。他还指出昌陵工程耗费巨大，挖掘坟墓的百姓数以万计，百姓在地上地下皆受其苦，恳请皇帝停止修建，恢复原陵以此来安抚民心。成帝被刘向的言辞所打动，最终下令停止昌陵的修建工程，恢复修建原陵，而且不再迁移民众。这一决策虽然缓解了民怨，但此前的折腾已经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反映出了当时统治阶层决策的随意性和对民生的忽视。
酂侯萧何的后代承袭爵位的过程也颇为曲折，他曾因无子或犯罪五次断绝祭祀。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感念萧何的功绩，就多次以他的旁支子孙继承封爵。这一年，萧何的七世孙酂侯萧获因为指使奴仆杀人，被判处减死罪，后改为城旦劳役。在此之前，皇帝虽然下诏寻访汉初功臣们的后代，但是一直没能落实。这时杜业就劝谏皇帝，以古代分封诸侯延续国祚为例，指出汉初功臣后代却流落街头的悲惨现状，强调应从功勋卓着者开始恢复他们的后代爵位。但是成帝并未采纳这个建议，只是封萧何六世孙南壄长萧喜为酂侯。这一事件体现了汉朝对功臣后代的态度转变，也反映出了统治者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巩固统治根基的想法。
此外，朝廷还立城阳哀王的弟弟刘俚为王；八月丁丑日，太皇太后王氏去世；九月，东莱出现了黑龙；丁巳日又发生了日食。这一年，南阳太守陈咸升任为少府，侍中淳于长担任水衡都尉，朝廷中的人事变动频繁，各方势力暗流涌动。
公元前15年，西汉王朝面临的危机进一步加剧。正月己丑日，安阳敬侯王音去世。在王氏家族中，王音为人正直，曾经多次劝谏成帝，具有忠诚正直的节操，他的离世使得王氏家族内部少了一股清流，也让朝廷失去了一位敢于直言的大臣。
二月，流星如下雨一样坠落在地面，光芒闪烁；乙酉日，又发生了日食。短短数月之内，天象频繁发生异常情况，这在古代被视为上天的示警。
三月，成都侯王商被任命为大司马、卫将军；红阳侯王立获特进衔，掌管城门兵；京兆尹翟方进升任御史大夫，朝廷的高层权力再次被重新分配。
谷永担任凉州刺史，到京师奏事完毕准备返回凉州时，成帝就派尚书去询问他对政治得失的看法，希望他能够畅所欲言。谷永借此机会，就以犀利的言辞指出王朝目前面临的严重危机。他认为，君主最大的忧患就在于听不到危亡的言论，夏、商、秦的灭亡都是因为君主的骄奢淫逸、不听忠言。他的话语直指成帝，指出了他存在的两大致命问题：一是沉迷女色，后宫宠妃权势滔天，扰乱朝纲，掖庭狱成为了权贵打击异己的工具；二是不顾民生，放弃高敞的初陵改建昌陵，耗费巨大却无果而终，致使百姓流离失所，饿死了数百万人，最终国家财政空虚。谷永又以《诗经》中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的警示，劝诫成帝要反思历代王朝灭亡的原因，重新改过自新，以此来挽救社稷。
谷永的此次进言，实际上是皇太后和成帝的诸位舅舅因为至亲的身份难以多次进言，所以才让他借天象异常的机会进行直言劝谏。谷永自知有内应，所以言辞上也是毫无顾忌。然而这次上奏却触怒了成帝，卫将军王商暗中示意谷永赶紧离开，随后成帝就派侍御史前去逮捕谷永，但是下令不要追过交道厩，最终侍御史也是没能追上谷永，他这才逃过一劫。事后，成帝的怒气渐消，心中也感到万分的后悔。这一事件充分展现了当时朝廷内部存在的矛盾与危机，以及皇帝在面对谏言时的复杂心态，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西汉王朝在成帝的统治下，已经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最终难以摆脱走向衰落的命运。
在西汉的历史舞台上，汉成帝统治的末年犹如一场大戏，权力的角逐、宫廷的纷争、社会的动荡交织上演，预示着这个曾经强大的王朝命运即将走向转折。这些看似零散的历史片段，实际上是大汉帝国衰落的缩影，每一个事件都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在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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