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杜畿就绕道从郖津过河。范先想杀杜畿立威,就在太守府门前杀了主簿以下三十多人,杜畿却一点不害怕。卫固觉得杀他没啥好处,还会给自己招来恶名,就假装让他当太守。杜畿对卫固和范先说,你们俩在河东有名望,我得靠你们帮忙治理河东,我们既然要一起做事,就要同甘共苦,大事得一起商量。他还任命卫固管理很多事务,范先统领三千多士兵。卫固他们心里很高兴,就在表面上尊重杜畿,其实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卫固打算大规模招兵,杜畿担心他势力变大不好控制,就劝他说:“一下子招那么多兵,老百姓肯定会害怕,人心乱了麻烦事就来了,不如慢慢用钱招人,这样更加稳妥些。”卫固觉得有道理,就照做了,结果没招到多少兵。杜畿又跟他说:“大家都惦记家里人,不如让将领和下属们分批回家休息,等需要的时候再召集,这样大家也能安心。”卫固怕惹大家不高兴,就又听了杜畿的建议。这么一来,支持朝廷的人就能偷偷和杜畿联系,而卫固的手下都分散回家了,他的势力也变得弱小了。
正好这个时候,白骑叛军攻打东垣,高干也来进犯濩泽。杜畿知道老百姓都向着朝廷,就带着几十个骑兵出城,守住营垒。老百姓纷纷响应,没几天就聚集了四千多人。卫固联合高干、张晟来攻打杜畿,结果没打下来,又去抢掠周边县城,结果啥都没抢到。这时,曹操派议郎张既去西边联合马腾等将领,大家一起出兵,把张晟打得大败,还杀了卫固、张琰,其他人都被赦免了。
杜畿治理河东的时候,喜欢用宽厚仁慈的政策。老百姓有矛盾打官司,杜畿就给他们讲道理,让他们回去好好想想。很多时候,乡亲们自己就认识到错误了,也不敢随便闹矛盾了。杜畿还鼓励大家种地养蚕、发展畜牧,慢慢地,家家户户都能吃饱穿暖了。之后他又兴办学校,选拔孝顺友爱的人,整顿军队、加强防备,河东地区就变得特别安定。杜畿在河东当了十六年官,政绩一直是全国最好的。
这时,秘书监、侍中荀悦写了五篇《申鉴》,上奏给皇帝。荀悦是荀爽的侄子。那时候朝廷大权都在曹氏手里,皇帝没啥实权。荀悦想给朝廷提建议、纠正问题,但是他的想法不被采纳,所以就写了这本书。书里主要说了这些:
治理国家,得先解决四个大问题,再办好五件大事。
四个大问题是:虚假的东西扰乱人心;自私自利破坏规矩;肆意妄为不守章法;奢侈浪费败坏制度。这四个问题不解决,政策就推行不下去。
五件大事是:
第一是让老百姓生活好。鼓励大家种地养蚕,保证大家能吃饱穿暖;
第二是端正社会风气。让百姓能够分清好坏对错,让社会风气越来越好;
第三是加强教育。通过文化教育,让大家明白道理;
第四是加强军事。把军队建设好,震慑那些想捣乱的人;
第五是严格执行法律。赏罚分明,保证法律能落实下去。
要是老百姓连死都不怕,光靠刑罚吓唬是没用的;要是老百姓觉得活着没意思,就很难引导他们向善。所以当官的得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他们心里踏实,这就是“养民生”。
评价一个人是好是坏,得看他做的事;夸奖或者批评一个人,也得有事实依据。不能只听他说什么,得看他做了什么,杜绝虚假的东西,这样人心才能稳定,社会风气才能变好,这就是“正风俗”。
荣誉和耻辱是赏罚的关键。用礼仪道德和荣誉激励品德好的人,用刑罚约束品行差的人。要是不重视教育,普通人也会学坏;重视教育,普通人也能变成品德高尚的人,这就是“宣教化”。
当官的必须把军事力量搞强大,防止突发情况。平时把军事和政务结合起来,打仗的时候就能迅速调动军队,这就是“立武备”。
赏罚是治国的关键。皇帝不随便奖赏臣子,这不是小气,而是怕乱奖赏会让做好事的人得不到真正的鼓励;不随便惩罚,也不是因为心软,而是怕乱惩罚会让做坏事的人觉得无所谓。奖赏要是不能激励人做好事,就等于阻止人做好事;惩罚不能让人害怕做坏事,就等于纵容人做坏事。当官的要是能做到不阻止人做好事、不纵容人做坏事,法律就能立起来,这就是“统法度”。
只要把四个大问题解决了,五件大事办好了,再认认真真执行,简简单单不折腾,宽松有度不出乱子,轻轻松松就能把国家治理好。
善政胜过甲兵,曹操攻克邺城后,抚民养士的作风与袁氏失道内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袁谭诈降,首鼠两端,失去信义,最终被覆灭;司马光借曹操在河北推行的善政,阐明“天下思治,民厌割据”的大势——唯有解决百姓倒悬之危、重建秩序,方能结束乱世,此乃天命所归的真正基石。
历史,不仅是对过去事情的记录,更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让我们得以在审视历史的过程中,汲取到为人处世的智慧、感悟王朝的兴衰,探寻社会发展与人性本质的深层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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