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高堂隆病重，口述上疏说：“曾子有句话说：‘人将要死的时候，他的话是善意的。’臣的病日益加重，没有好转的迹象，常常担心突然去世，忠诚之心不能彰显，臣的赤诚之心，希望陛下稍加阅览！臣观察夏、商、周三代拥有天下，圣贤相继，历经数百年，每一寸土地都是他们的，每一个百姓都是他们的臣民。然而夏桀、商纣之类的君主，放纵私欲，皇天震怒，国家变成废墟，纣的头被挂在白旗上，桀被放逐到鸣条，天子的尊位，被商汤、周武王拥有。难道他们是外人吗？他们都是圣明君主的后代啊。黄初年间，上天显示警戒，有奇异的鸟，在燕巢中生长，嘴爪胸部都是红色，这是魏室的大怪事。应当防备朝廷内部有像鹰一样飞扬跋扈的大臣。可以选拔诸王，让他们统治封国、掌管军队，像棋子一样分布各处，镇守安抚京城地区，辅佐帝室。皇天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行的人。百姓歌颂德政，国家就会延续长久；百姓有怨叹，上天就会停止授命而传给有能力的人。由此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只是陛下的天下啊！”魏明帝亲手写诏书深切慰劳他。不久，高堂隆去世。
对此，陈寿评论说：高堂隆学业精深，立志匡正君主，借着天象变异陈述警戒，言辞恳切真诚，真是忠诚啊！至于他一定要更改历法，让魏以虞为祖，这就是所说的用意超过了常理吧！
魏明帝深恶痛绝浮华的士人，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人才不要选取有名气的人，名气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吃啊。”卢毓回答说：“名气不足以招致奇异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士人：一般的士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有名气，不应当厌恶他们。愚臣既不能识别奇异的人才，而主管官员的职责正是按照名声考察平常的人才，只应当在以后检验他们的实际能力罢了。古代通过言论陈述政见，通过实际功绩明确考察；如今考核政绩的方法废弃了，却根据毁誉来升降官职，所以真假混杂，虚实相蒙。”魏明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写了《说略》一篇，下诏交给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说：“考察《周官》中的考课制度，条文已经很完备了。但从周康王以后，朝政逐渐衰落，这就说明考课制度能否奏效，关键在于执行的人。到了汉朝末年，朝政的失误难道是因为辅佐官吏的职责不够周密吗！如今军队有时聚集有时离散，增减没有常规，本来就难以统一考核。况且，万目不齐，要举起纲绳；众毛不整，要提起衣领。皋陶在虞舜手下做官，伊尹在殷商为臣，不仁的人自然远离。如果大臣能胜任其职，为百官做出表率，那么谁敢不恭敬严肃，何必依赖考课制度呢！”
黄门侍郎杜恕说：“通过实际功绩考察官员，三年考核后决定升降，确实是帝王的优良制度。然而历经六代，考绩之法并未显着推行；七位圣王时期，课试的条文也没有流传下来，我确实认为这是因为考课制度的大致框架可以遵循，但详细细则难以完全列举。俗话说‘世间有扰乱秩序的人，没有扰乱秩序的法’，如果法律可以独自担当治理天下的重任，那么唐尧、虞舜就不需要后稷、契的辅佐，殷商、周朝也不必看重伊尹、吕尚的辅助了。如今上奏讨论考绩的人，陈述周代、汉代的做法，连缀京房的主旨，可以说是明白了考课的要点。但要说靠这来推崇礼让之风，实现政治清明，我认为还不够完善。如果想让州郡考核士人，必须通过四科，都有实际成效，然后察举推荐，由公府征召试用，担任地方长官或属吏，再按功绩依次补任郡守，有的增加俸禄、赐予爵位，这才是考课最紧迫的事务。我认为应当明确采纳这种主张，让他们制定考核州郡的具体办法，办法制定后施行，设立必信的奖赏，施行必行的惩罚。至于公卿及朝中大臣，也应当依据他们的职责进行考课。古代的三公，坐着讨论治国之道；朝中大臣，负责纳言补阙，没有善举不记录，没有过失不检举。况且天下极大，政务极多，实在不是一个人的聪明所能遍照的；所以君主是元首，大臣是四肢，明确君臣一体、相互依存才能成就事业。因此古人说，朝堂的栋梁之材，不是一根木头的枝桠；帝王的功业，不是一个士人的谋略。由此说来，哪有大臣只守职责、通过考课就能实现天下太平的呢！如果让大臣们只求安身保位，没有被罢免的罪责，而尽忠为公的人却处于被怀疑的境地，公义得不到发扬而私议却盛行，即使让孔子来主持考课，也不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才能，更何况世俗之人呢！”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立官职、分配职责，清理民政、管理万物，这是立国的根本。依照名分考察实际，纠正勉励形成常规，这是治理的末节。根本大纲没有确立却去制定末节的规程，国家的谋略不被重视却把考课放在首位，恐怕不足以区分贤愚，辨明明暗之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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