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三十七
公元409年，春季，正月初一（庚寅朔），南燕君主慕容超举行朝会，会见文武百官，他感叹宫廷音乐机构“太乐”不够完备，便提议掳掠东晋百姓来补充乐工和舞伎。领军将军韩卓劝谏道：“先帝（慕容德）当年因旧都（长安、邺城）沦陷，才在三齐之地休养生息、积蓄力量。陛下如今不招揽贤才、让百姓休养生息，反而等待北魏出现可乘之机以恢复先祖基业，却要去侵犯掠夺南方邻国，增加仇敌，这怎么可行！”慕容超说：“我的计策已经定了，不必再和你争论。”
正月初二（辛卯），东晋实行大赦。
正月二十一（庚戌），东晋任命刘毅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古代高级官衔，可开设府署、配备僚属，待遇同三公）。刘毅爱惜人才、喜好名士，当时的名流几乎都聚集到他门下，唯独扬州主簿、吴郡人张邵不去。有人问他原因，张邵说：“主公（指刘裕）是当今天下的豪杰，（我追随他就够了），何必再去依附别人！”
后秦王姚兴派遣他的弟弟、平北将军姚冲，以及征虏将军狄伯支等人，率领四万骑兵攻打夏王赫连勃勃。姚冲抵达岭北（今陕西礼泉以北）后，暗中谋划回军袭击长安，因狄伯支坚决反对才作罢；随后姚冲用毒酒杀死狄伯支以灭口。
后秦王姚兴派遣使者，册封谯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加授“九锡”（古代帝王赐给诸侯、大臣的九种礼器，象征特殊荣宠，常为篡权前奏），允许他按照帝王规格自行任命官员，礼仪制度完全参照君王。
二月，南燕将领慕容兴宗、斛谷提、公孙归等人率领骑兵侵犯东晋的宿豫（今江苏宿迁），攻陷城池后大肆劫掠，挑选两千五百名男女百姓交给太乐机构，教授他们音乐歌舞。公孙归是公孙五楼的兄长。当时，公孙五楼担任侍中、尚书，兼任左卫将军，独揽朝政大权，他的宗族亲信都身居要职，朝廷内外的王公大臣没有不畏惧他的。南燕君主慕容超论功行赏，将斛谷提等人封为郡公或县公。桂林王慕容镇劝谏说：“这几个人，使百姓劳苦、军队疲惫，又给国家结下仇敌，有什么功劳能受封爵位？”慕容超发怒，没有回应。尚书都令史王俨谄媚依附公孙五楼，近年来多次升迁，官至左丞。国民为此编了句谚语：“想封侯，找五楼。”慕容超又派遣公孙归等人侵犯济南，俘虏一千多名男女百姓后离去。从彭城（今江苏徐州）往南，东晋百姓都修筑堡垒聚集起来自卫。朝廷下诏，命并州刺史刘道怜镇守淮阴（今江苏淮安），防备南燕入侵。
西秦的乞伏炽磐前往上邽（今甘肃天水）拜见后秦的太原公姚懿，西秦的彭奚念趁机率军袭击乞伏炽磐的领地。乞伏炽磐得知消息后大怒，没向姚懿辞行就急忙返回，率军迎击彭奚念，并将其击败，随后包围了枹罕（今甘肃临夏）。乞伏炽磐的父亲乞伏乾归当时正跟随姚兴在平凉（今甘肃平凉）；乞伏炽磐攻克枹罕后，便立即派人通知乞伏乾归，乞伏乾归趁机逃回苑川（今甘肃榆中）。
冯翊（今陕西大荔）人刘厥聚集数千人，占据万年（今陕西西安）发动叛乱，后秦太子姚泓派遣镇军将军彭白狼率领东宫禁军讨伐，斩杀刘厥，赦免了他的残余党羽。将领们请求发布“露布”（古代捷报，不封口，让众人知晓），上奏表炫耀斩杀的敌兵首级数量。姚泓不同意，说：“主上（姚兴）把国家后事托付给我，我却不能阻止叛乱，本应自责请罪，怎敢夸耀功劳、妄自尊大！”
后秦王姚兴从平凉前往朝那（今宁夏彭阳），得知姚冲谋反的阴谋后，赐姚冲自杀。
三月，刘裕上奏朝廷，请求讨伐南燕，朝中大臣大多认为不可行，只有左仆射孟昶、车骑司马谢裕、参军臧熹认为一定能攻克，劝说刘裕出征。刘裕任命孟昶为监中军留府事（监管中军府留守事务），负责后方事务。谢裕是谢安的兄长谢奕的孙子。
当初，前秦苻氏政权灭亡时，王猛的孙子王镇恶前来投奔东晋，被任命为临澧（今湖南临澧）县令。王镇恶不擅长骑马射箭，拉弓力气很小，但富有谋略，处事果断，喜欢谈论军国大事。有人向刘裕推荐王镇恶，刘裕和他交谈后对他十分赏识，便留他过夜。第二天早晨，刘裕对部下参谋说：“我听说‘将门出将’，王镇恶确实是这样的人。”当即任命他为中军参军。
接着，恒山（今河北恒山）发生山崩。
夏季，四月，乞伏乾归前往枹罕，留下长子乞伏炽磐镇守，同时收拢部众，得到两万人，将都城迁到度坚山（今甘肃靖远）。
此时，雷电击中了北魏的天安殿东厢房。北魏君主拓跋珪对此十分厌恶，便命令左校署用冲车撞击东、西厢房，将它们全部毁坏。起初，拓跋珪服用“寒食散”（古代一种丹药，服用后身体发热，需寒食散热，长期服用会导致精神错乱），时间一长药性发作，性情变得暴躁不安，喜怒无常，到这时愈发严重了。加上当时灾异多次出现，占卜的人大多说会有身边的人发动紧急叛乱。拓跋珪忧虑烦闷，有时几天不吃饭，有时整夜不睡觉，反复回想自己一生的成败得失，常常自言自语不停。他怀疑大臣和身边侍从都不可信，每当文武百官上前奏事时，他总会记起对方过去的过错，随即下令将其处死；其他大臣有的因脸色变化、有的因呼吸不匀、有的因走路姿势不对、有的因言辞稍有差错，都被他认为是心怀恶意、从外表显露出来，往往亲手将他们击杀，死者的尸体都陈列在天安殿前。朝廷官员人人自危，只求能勉强免于一死，没人敢相互监督管理；盗贼公然横行，街巷之中行人稀少。拓跋珪也知道这种情况，却说道：“我故意放纵这种局面，等度过这个灾年，再重新整顿治理。”当时，大臣们都害怕获罪，大多不敢接近拓跋珪，只有着作郎崔浩恭敬勤勉、毫不懈怠，有时甚至整天不回家。崔浩是吏部尚书崔宏的儿子。崔宏从未违背过拓跋珪的旨意，也不刻意谄媚，因此崔宏父子唯独没有被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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