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台宗相比，禅宗在隋唐时期的兴起，则标志着中国禅法的一次重大变革。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强调通过直接体验内心来领悟佛法真谛。慧能、神会等禅宗大师所传的禅宗，更是将禅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倡导的“行亦能禅坐亦禅”的“日用是道”，将禅修融入日常生活中，打破了传统坐禅的局限。同时，禅宗所力倡的“顿法”，强调个人根基的特殊性，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顿悟来领悟佛法真谛，无需长期修行。这一观念与印度佛教的渐修渐悟观念大相径庭，进一步拉开了中国禅法与原始佛教的距离。
除了禅宗之外，隋唐时期的净土宗与密宗也在禅法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中国化特点。净土宗主张通过修持净土法门，念诵阿弥陀佛名号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法门简单易行，深受广大信众喜爱。然而，与原始佛教的禅法相比，净土宗的修行方式更加注重信仰与心灵的寄托，而非纯粹的禅定修行。密宗则更为复杂，其禅修行为涉及瑜伽、三密、灌顶等诸多方面，尤其重视真言密语的修持。这些修行方式不仅与原始佛教的禅法大相径庭，而且融入了印度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密宗禅法体系。
随着禅法在中国佛教中的不断演变与发展，其逐渐形成了多种流派与风格。这些流派与风格虽然各具特色，但都共同体现了中国佛教对禅法的独特理解与诠释。它们不仅丰富了中国佛教的内涵与外延，也为后世佛教修行者提供了多样化的修行方式与选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禅法在隋唐以后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形态，但其与原始佛教的关系并未完全断裂。中国禅法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印度佛教的尊重与借鉴。无论是天台宗的止观法门、禅宗的顿悟观念，还是净土宗的净土法门、密宗的真言密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印度佛教的影响与启发。这种既借鉴又创新的发展模式，不仅推动了中国佛教的繁荣与发展，也为世界佛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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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道教作为两大主流宗教，各自发展出了丰富而深邃的修行体系。自宋元以降，佛教禅法呈现出一种多元融合的趋势，不再过分强调单一门派的传承，而是倾向于禅密、禅净或净密等多重法门兼修的修学方式，这一变化不仅丰富了禅修的内涵，也深刻体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中国特色”。与此同时，道教内部的丹法修炼，也经历了一场从守一到存思，再到内丹的历史性变迁，这一过程不仅是对传统修仙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更是道教修行理念与实践的一次深刻革新。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文化氛围的开放，佛教禅法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包容性与创新性。传统的禅宗修行，往往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注重内心的悟性与直观体验。然而，在这一时期，禅宗开始与其他佛教流派如净土宗、密宗等相互借鉴，形成了禅密、禅净或净密等多重法门并存的局面。
禅密结合，意味着在禅宗的基础上融入密宗的仪轨与咒语，通过特定的修行仪式和密法加持，增强修行者的内心力量与专注度。这种结合不仅丰富了禅修的形式，也拓宽了禅修的深度，使得修行者能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探索心灵的奥秘。
禅净兼修，则是禅宗与净土宗的融合。净土宗主张通过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强调信仰的力量与净土世界的美好愿景。禅宗修行者在坚持禅定修行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净土信仰的修持，通过念佛、诵经等方式，培养对净土世界的向往与信心，从而在心灵深处种下解脱的种子。
净密融合，则是净土宗与密宗的相互渗透。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修行方法的互用上，更体现在修行理念的相互借鉴上。净土宗的信仰基础与密宗的神秘主义色彩相结合，为修行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修行体验，既保留了净土宗的清净与超脱，又增添了密宗的神秘与力量。
这种多重法门兼修的修学方式，不仅体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与多元化，也反映了中国佛教修行者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深刻探索与不懈追求。在这一过程中，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之一，以其独特的修行理念与实践方式，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
与佛教禅法的多元融合相呼应，道教内部的丹法修炼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历史变迁。丹法，作为道教内修的核心内容之一，常被视为唐末五代以后的新兴事物。然而，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内丹”一词虽然出现较晚，但凝神炼养作为一种修身手段，却早已有之。
先秦时期广泛流行的《行气玉佩铭》，便是一部关于呼吸养生与内丹修炼的珍贵文献。该铭文详细记载了如何通过调节呼吸、导引气血，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这不仅是对内丹修炼的早期探索，也是道教养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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