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吏治与平冤狱，这是太后交予我的重任，也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自永初六年至永宁元年，邓太后针对地方官贪腐、冤案频发的问题，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监察与司法改革的措施。
其中，最为严厉的当属对贪官的严查。太后派遣“绣衣使者”（钦差）巡行郡县，一旦发现有官员贪污受贿超过三十万钱，无论其爵位高低，一律处以死刑。永初六年，“南阳太守张显挪用赈灾粮百万斛”的案件被查出，尽管他是功臣之后，太后仍毫不犹豫地下令将其处死，并将案情公示天下，以儆效尤，震慑整个官场。
再之后，邓太后展现出了她的政治智慧和公正。她深知冤狱对社会稳定和人民信任的影响，因此下令廷尉和尚书台每季度复核在押囚犯，尤其要关注那些因羌乱而被诬为“通敌”的边民。
元初三年，邓太后亲自审阅洛阳狱案，她仔细审查每一个案件的细节，不放过任何一丝疑点。经过一番深入调查，她发现有一百多名羌族降户被诬告为“通敌”，这些人实际上是无辜的。邓太后当即下令释放这些被冤枉的人，并严厉斥责洛阳令，批评他“宁枉勿纵”的做法，指出这种做法会失去民心。
在选贤任能方面，邓太后同样表现出了非凡的眼光和胸怀。她既重用外戚中贤能者，如邓骘虽然被罢去兵权，但因其“清廉”而被保留特进待遇；同时，她也不拘一格地提拔寒士，如虞诩出身小吏，却因平羌有功而升为尚书仆射。
更为难得的是，邓太后敢于打破传统惯例，任命擅长水利的王景为河堤谒者，主持黄河疏浚工作。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她对人才的重视，更显示出她不拘泥于儒家思想的束缚，而是以实际能力和贡献来选拔官员。
兴文教与修典章，这是一段充满文化底蕴和历史意义的时期，从永初七年一直延续到建光元年。
邓太后自幼就对经史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这种深厚的文化素养在她执政后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她大力推动文化建设，旨在通过“正纲常、明教化”来提升社会的道德风尚和文化水平。
其中一项重要举措便是校订典籍，统一经义。邓太后下令召集马融、班昭等着名大儒，让他们在东观——这座皇家图书馆中，对《五经》进行细致的校订工作。他们不仅要纠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的分歧，还要确保经义的准确和统一。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最终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为了让这些经典能够广泛传播，邓太后决定将校订后的《五经》刻石立于太学。这样一来，天下的学子们都可以以这些石刻为标准教材，学习正统的经义。这一举动对于规范学术、传承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邓太后还亲自为《女诫》作注。《女诫》是一部关于女性品德和行为规范的经典着作，邓太后在注释中强调“妇德非仅柔顺，亦需明事理”。她认为女性的品德不仅仅是柔顺，还应该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智慧。这一观点对后世女性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兴办官学，推广识字：在洛阳设“宫教”，选后宫妃嫔、女官学习《论语》《孝经》，由班昭主讲；同时下令“郡县各设小学，凡适龄儿童（无论贵贱）皆可入学”，甚至给贫困生“提供笔墨纸”，推动基础教育普及。
修史明鉴：
为了使后人能够清晰地了解东汉历史，安帝下令史官对《东观汉记》进行补修。其中，特别强调了“光武至和帝”时期的本纪和列传部分。这一时期的历史对于安帝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希望通过修史来提醒自己以及后世的统治者，要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前朝的覆辙。
在修史过程中，安帝着重强调了“为政者当鉴前朝兴衰，勿学王莽篡逆，勿效窦宪专权”这一观点。王莽篡汉和窦宪专权都是东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动荡和危机。安帝深知这些事件的危害，因此希望通过修史来警示后人，让他们明白权力的滥用和专横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通过修史明鉴，安帝不仅巩固了自身执政的合法性，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这些史料将有助于后人更好地了解东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为研究历史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平衡权力，为归政铺路（永宁元年至建光元年）：
安帝成年后，邓太后虽然没有立即将政权交还给安帝，但她也意识到权力交接的重要性，并开始逐步为这一过程做准备。
在永宁元年，邓太后以“邓氏子弟多骄纵”为由，果断地罢黜了邓骘之子邓凤的官爵。这一举动显示出邓太后对邓氏外戚势力的限制，她不希望外戚势力过于膨胀，以免重蹈窦氏外戚的覆辙。
随后，邓太后又下令让邓氏五侯各归封地，不得干预朝政。这一措施进一步削弱了邓氏外戚的权力，使得朝廷的权力结构更加平衡。通过这些举措，邓太后为安帝日后顺利归政铺平了道路，同时也避免了外戚专权可能带来的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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