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瀚的文章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远超预期。不仅在设计和文化圈层引发广泛讨论，甚至吸引了部分主流财经和时政媒体的关注，将“归处”与“云隐”的竞争，提升到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发展路径选择”的宏观层面进行探讨。
“归处”瞬间从被舆论打压的困境中挣脱出来，甚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和道义支持。合作邀约、媒体采访、学术交流请求纷至沓来，街区的客流量也回升并超过了风波前的水平。一时间，仿佛阴霾尽散，前程似锦。
然而，核心团队的成员们，在短暂的振奋之后，却愈发谨慎，甚至感到一种更深沉的疲惫与压力。苏青瓷在内部会议上提醒众人：“梁先生的文章，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外界看到了我们。但这也意味着，我们被放置在了更高的放大镜和更炙热的聚光灯下。以往可以模糊处理的问题，现在必须清晰；以往可以慢慢摸索的道路，现在必须给出更明确的答案。我们进入了深水区，水下暗礁，只多不少。”
最先感受到“深水区”压力的，是秦望舒。随着“归处”声名鹊起，她作为理论构建者的身份也愈加凸显。那封曾经婉拒的《文化研究季刊》约稿信再次到来，语气更加热切，希望她能就“归处”模式撰写一篇重量级论文，并邀请她在即将举行的国际文化研究年会上做主旨发言。这无疑是通往学院派顶峰殿堂的绝佳机会。
同时，几家颇具影响力的出版社也找上门来，希望她能撰写一本系统阐述“归处”理念与实践的着作。另一方面，“归处”内部对于理论指导的需求也空前迫切，贾长安希望她的理论能更直接地转化为品牌话语和商业策略，唐乐知则需要她为即将展开的、更复杂的国际合作提供文化翻译和理念阐释的支持。
秦望舒坐在书桌前，面前同时摊开着学术期刊的格式要求、出版社的合同草案以及“归处”下一阶段的战略规划书。那封年会邀请函像一块滚烫的金字招牌，诱惑着她回归纯粹的学术思辨；而身边伙伴们期待的目光，以及街区里那些鲜活生动的实践，又像一根无形的绳索，将她牢牢系在“归处”这艘船上。她感到自己的精力与智慧正在被拉扯，一边是体系严谨、声誉卓着的学院金字塔，一边是充满不确定性却生机勃勃的实践旷野。这种撕裂感，比面对云隐的直接攻击时，更让她感到彷徨与无力。她下意识地摩挲着那封年会的纸质邀请函，昂贵的铜版纸带着冰冷的触感，与她心中对窗外那片温暖灯火的眷恋，形成鲜明对比。
贾长安则面临着另一种“暗礁”。梁文瀚的文章虽然带来了关注，却也引来了更强大的商业对手的警惕。之前持观望态度的合作方，有些确实回头了，但提出的条件却更为苛刻，试图趁机压低分成比例或获取更多独家权益。更有甚者，一些原本与云隐存在竞争关系的国际品牌，也开始接触“归处”，但目的并非真心认同其理念，而是将其视为制衡云隐的一枚棋子，谈判中充满了算计与试探。
“我们现在成了香饽饽，但也成了别人餐盘里待价而沽的菜。”贾长安在一次小范围沟通中，对苏青瓷和唐乐知苦笑道，“选择与谁合作，如何合作，尺度很难把握。一步走错，可能就会背离我们的初衷，要么被资本裹挟，要么被利用后抛弃。”
唐乐知肩上的担子同样沉重。知识产权“活态保护”体系进入具体规则制定阶段，不同匠人之间的利益诉求、技艺传承的开放与保密边界、创新成果的归属认定……每一个细节都牵扯着复杂的平衡，需要极大的智慧和耐心去协调。同时，随着“归处”名声在外，模仿者也开始出现，有些直接照搬其商业模式和宣传话术，有些则是在其产品设计上进行似是而非的“借鉴”，维权成本极高，且极易陷入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
而最让人忧心的，是金十三依旧杳无音信。失去这个关键的信息源，让他们对云隐的下一步动向几乎一无所知，只能被动猜测和防御。这种不确定性，像一片始终笼罩在头顶的阴云。
这日深夜，街区已然安静。苏青瓷独自在议事堂整理近日的会议纪要，门外传来轻微的敲门声。她打开门，看到秦望舒站在外面，脸上带着浓重的疲惫和一丝罕见的迷茫。
“青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秦望舒的声音有些沙哑，她走进来，坐在茶席旁，目光没有焦点地落在虚空处，“学院的路，和实践的路，好像越来越远。我害怕无论选择哪一边，都会失去另一边，也害怕自己最终哪一边都做不好。”
苏青瓷没有立刻回答，她默默地为秦望舒斟了一杯热茶，推到她面前。然后，她拿起秦望舒一直下意识摩挲的那张年会邀请函，看了看，又轻轻放下。
“望舒，”苏青瓷的声音温和而沉稳，“你看这邀请函，纸质优良，印刷精美，代表着一种被高度认可的秩序和成就。而窗外我们的街区，或许杂乱，却充满生长的不定与可能。它们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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