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君主、宰相、文武百官，对于财物税收的计算，宽松而不繁琐；但对于礼义制度，却严肃认真、极力遵守；这就是个繁荣光荣的国家了。
如果贤能程度相等，那么他的亲族先得到尊贵地位；如果能力相同，那么他的旧交先得到官职；他的臣子百官中，贪婪的都变得廉洁，凶悍的都变得善良，狡诈的都变得诚实；这就是英明君主的功绩了。
第四部分：仁德君主的作用与百姓的回应
所以，有仁德的人处在君位上，百姓尊重他如同上帝，亲近他如同父母，为他出生入死也心甘情愿，这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他所倡导的确实美好，他所成就的确实伟大，他带给百姓的利益确实丰厚。
《诗经》上说：“我背负重担，我推动车辆，我的牛车前行，我们的任务已完成，招呼大家回家吧！”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百姓乐于为君主效力）。
所以说：君子靠德行（统治），百姓靠力气（谋生）。力气，要受德行的支配。
百姓的力气，要靠君子来组织才能成功；
百姓的群体，要靠君子来管理才能和睦；
百姓的财物，要靠君子来引导才能积聚；
百姓的地位，要靠君子来维护才能安定；
百姓的寿命，要靠君子来养育才能长久。
父子之间没有君子（的教化）就不会亲密，兄弟之间没有君子（的教化）就不会和顺，夫妻之间没有君子（的教化）就不会欢乐。年轻人靠他成长，老年人靠他养老。
所以说：“天地生养了万物，圣人成就了万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五部分：批判当时的乱世
当今这个时代却不是这样：统治者加重货币的搜刮来掠夺百姓的财产，加重田地的赋税来抢夺百姓的粮食，苛刻关市的征税来阻碍百姓的交易。
不仅如此，他们还伺机抓人把柄，玩弄权术阴谋，互相倾轧颠覆，用尽手段把国家搞得衰败不堪。
百姓都清清楚楚地知道统治者的污秽、荒唐、残暴、混乱，知道国家将要面临巨大的危亡。
因此，有的臣子杀死了他们的君主，有的下属杀死了他们的上司，有的出卖城池、背叛节操而不为君主的事业卖命，这没有别的原因，都是君主自己造成的。
（在阐述了上述治国之道后，）【贤明的君主说：】“我将依据这些原则来兴起并治理国家。”或者说：“我于是起来治理它（国家）。”
三、 创作背景
《富国》篇创作于战国末期。这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战争频繁、思想上百家争鸣的时代。
1. 社会现实： 各国君主为了富国强兵，多采用法家的“霸道”思想，通过严刑峻法、横征暴敛来积聚财富，导致民生凋敝，社会矛盾尖锐。
2. 思想论战： 荀子作为儒家集大成者，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坚信通过“礼”的引导和教化，可以使人向善，社会可以达至和谐。他反对墨家的“节用”和“非乐”，也批判法家那种纯粹依靠威势和权术的统治方式。
3. 写作目的： 《富国》篇的核心目的，就是提出一套儒家的、可持续的富强之道。荀子认为，真正的富强不是靠榨取百姓，而是通过“节用裕民”、“明分使群”来实现。即统治者要节俭以使人民富裕，明确社会分工和等级秩序以使群体和谐。最终达到“上下俱富”的理想状态。
“我按起而治之”这句话，正是在批判了当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的乱政之后，提出的一个强有力的、充满自信的解决方案宣言。
四、 寓意与解读
这句话的寓意非常深刻，它体现了荀子思想中几个核心的管理与领导原则：
1. 原则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按”指的是原则、道理、规律。治理国家不能凭一时冲动或主观臆断，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原则之上（即前文所述的礼义、爱民、隆礼等）。“起而治之”则是果断的行动。它强调先明理，后行动，是理性决策与坚决执行的完美结合。
2. “王者之治”的宣言： 这句话充满了主动性、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它描绘的是一位洞察时弊、掌握了治国真理的领导者，决心拨乱反正、励精图治的形象。这与当时那些昏聩贪婪的君主形成了鲜明对比。
3. 对“无为”与“乱为”的超越： 道家讲“无为而治”，法家讲“以法为治”，而荀子这里提出的是“按理而治”。它既不是消极的无为，也不是凭借权术和严刑的“乱为”，而是基于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理解（“礼”就是这种规律的体现）所进行的积极作为。
五、 现实生活分析与启示
这句话的智慧完全可以应用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组织管理和个人发展。
1. 对于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启示：
· 拒绝“拍脑袋”决策： 一个现代企业的CEO或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在推行一项新政策或改革前，必须像荀子所说的“按”——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数据分析、可行性论证（原则），然后才能“起而治之”——果断地推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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