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秋雨，来得邪性，像憋足了劲要淹死这洪泽湖下游的天地。
才刚入秋，那原本该挺着金黄腰杆、在风里哗啦啦唱戏的芦苇荡，就被这没日没夜的鞭子似的雨抽得趴了窝，东倒西歪地伏在浑浊的泥水里，活像一滩滩被抽了脊梁骨的死人。
空气里弥漫着水腥、烂泥和一种挥之不去的、铁锈般的阴冷。
河西小姬庄，虞玉兰家的堂屋里，一盏昏黄的油灯是唯一的热乎气。
灯芯噼啪爆了个灯花，映得她布满老茧的手指上，那几道被麻绳勒出的紫红印子更深了。
她正和儿子姬忠楜赶制军鞋。堆了半人高的鞋底、鞋帮子，针脚密密麻麻，如同地里没长齐的庄稼，带着一股子生涩的倔强。
这是共产党河西区中队长姬家萍——她那有出息的小叔子——派人捎来的急信：前线的同志们脚板子磨穿了鞋底，催命似的要！
“妈，这针眼儿，比蚊子屁眼还细！”姬忠楜举着块粗布鞋面，脸憋得通红，那根针像是故意跟他作对，怎么也穿不进去。
虞玉兰没说话，只伸手接过，在油浸浸的发髻上蹭了蹭针尖。
就在这当口，院门被“哐当”一声撞开，一股裹着腥气的冷风猛地灌进来，灯苗子剧烈地晃了几晃，几乎熄灭。
门口站着张家的佃户老周，浑身湿透，裤脚糊满了河泥，活像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水鬼。
他嘴唇哆嗦着，像是被冻僵的芦花，半天才挤出几个字，带着哭腔：“大…大兰她……没…没撑住啊……”
“噗嗤！”
虞玉兰手里的锥子，像是长了眼睛，又像是被那噩耗砸得脱了手，狠狠扎进了她摊开的左掌心。
一股温热的血，红得刺眼，瞬间涌出，凝成一颗饱满的血珠子，“嗒”地一声，滴落在手边刚纳好的白布鞋底上。
那点猩红，在惨白的布面上晕染开来，像一个骤然炸开的伤口，又像极了去年大兰出嫁时，红盖头下不慎掉落、滚进尘土里的那点胭脂红。
姬忠楜手里的木头线轴“咔吧”一声脆响，裂开了一道深深的缝。
他愣愣地看着母亲掌心的血，又看看地上那点红，脑子里“嗡”地一下。
去年那个春日，河东张家来接亲的船泊在河西渡口，锣鼓喧天。
姐姐大兰穿着红嫁衣，临上船前，趁乱飞快地往他手里塞了一块硬邦邦的东西。
他低头一看，是块用油纸包着的、在阳光下闪着琥珀光泽的红糖。
大兰脸上抹着胭脂，红扑扑的，眼睛亮得像星星，凑在他耳边，带着新嫁娘的羞涩和憧憬：“楜子，等姐在河东安顿好了，就给你捎真正的麦芽糖回来！可甜哩！”那声音，那笑容，那糖块的硬实感，此刻都变成了锥子，狠狠扎在他心尖上。
油灯又是“啪”地一个爆响，灯花炸得老高。虞玉兰没去管掌心的伤，只是死死盯着那点殷红。
血顺着掌纹往下淌，黏腻、温热。这温热猛地将她拽回了大兰六岁那年。
也是这样的秋后，小丫头染了疟疾，浑身滚烫得像块烧红的炭，小脸煞白，牙关打颤，眼看就要被那“打摆子鬼”拖走了。
她也是这般，毫不犹豫地用锥子扎破了自己的食指，挤出血珠，抹在大兰冰凉的眉心，口中念念有词，用最古老、最血腥的方式，向那无形的鬼祟宣战，硬生生把闺女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那抹殷红，是母亲心头剜下的肉，是向阎王爷讨命的符咒。如今，锥子又见了血，可她要向谁讨命？向这该死的世道？向这无情的河水？还是向那虚妄的“河东”？
这念头一起，一股更深的悲怆和一种近乎暴烈的愤怒猛地攫住了她。
她想起两年前那个冻死人的冬天，男人姬家蔚一头栽倒在结冰的河滩上，再没起来。孤儿寡母，天塌了。
是族人，是大姐虞玉梅，是那股子“抱团取暖”的死力气，撑起了这个家。
两年！整整两年！她和孩子们像牲口一样在地里刨食，手指磨秃了，脊梁累弯了，在族人帮衬下开出的荒地上，撒下汗珠子当种子。
到了今年春天，老天爷总算开了眼，也或许是她们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感动了土地。
家里竟有了几亩实实在在的田产！不再是佃户，是自耕农了！出门能套上那头用粮食换来的、温顺的老骡子拉车了！更紧要的是，靠着小叔子姬家萍在共产党队伍里当中队长的关系，她们娘几个接下了做军鞋、缝军衣的活计。
这活计辛苦，手指头常被针扎得冒血珠，麻绳勒得手心发烫，但钱是现的，粮是稳的！这不仅仅是糊口，这是支前！是靠着了一股子积极向上、有奔头的势力！日子像冻土解冻后钻出的嫩芽，一天比一天透着亮光。
为了更快地“由河西到河东”，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命运上的彻底翻身，她才咬着牙，听了三姨夫（虞玉菊丈夫）的撮合，把刚及笄不久的大兰，嫁过了河，嫁给了河东张家——那个在宝应县也算殷实、有头有脸的地主乡绅家的儿子张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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