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要犁地，我去看看墒情。
拖拉机驶离公社大院时，母亲站在门口哭，骂她，骂她自讨苦吃。
姬忠云没回头，只是把油门踩得更深。
南坡的土路坑坑洼洼，履带碾过碎石子，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像在敲一面破锣。
月光洒在地里，把未收割的稻茬照得像一地银针，扎得人心头发紧。
她想起东北的夜，自己开着拖拉机巡田，车灯劈开黑暗，能照见远处的篝火——那是其他拖拉机手在烤土豆，见她过来，会喊着忠云快来，把最面的土豆塞给她。
那时的夜再黑，心里也是暖的，因为知道身边有同伴，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又能在地里撒欢儿。
可现在，身边只有一台不会说话的铁牛，只有风吹过稻茬的呜咽。
她忽然把车停下，趴在方向盘上，肩膀止不住地抖。
不是哭，是一种说不出的委屈，像潮水似的漫上来，淹没了喉咙，淹没了眼睛，淹没了那个在东北敢跟男拖拉机手比谁犁地直、敢在零下三十度抢修机器的自己。
不知过了多久，她抬起头，看见仪表盘上的油灯亮着，像颗小小的星星。
她忽然想起老站长的话：机器不怕累，就怕搁着。人也一样。
她擦干脸，重新挂挡，拖拉机又突突地往前跑，履带在地里轧出两道深沟，像两行倔强的脚印。
回到农机站时，天已经蒙蒙亮。
王站长披着棉袄在门口等，眼睛熬得通红：
忠云同志，你可回来了！
李干事刚才还来问......
让他问。
姬忠云跳下车，脸上沾着露水和油污，却笑得很亮，只要这铁牛还能跑，我就有地方去。
她转身去检查拖拉机的履带，看见上面沾着新鲜的泥土，带着湿润的腥气，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
她忽然蹲下来，把脸贴在履带板上，泥土的凉气透过薄薄的工装传过来，让她打了个寒颤，却也清醒了许多。
太阳升起来时，社员们扛着锄头去南坡，看见地里已经有了两道笔直的犁沟，像画在大地上的平行线。
有人说：那女拖拉机手，是真把铁牛当命了。
有人叹：可惜了，没户口，再好的技术也白搭。
姬忠云没听见这些话。
她正在给拖拉机换机油，阳光洒在她的侧脸上，把绒毛照得像镀了层金。
她忽然想起羌忠远送她的那把河泥，原来不是土腥气，是土地的味道，是根的味道。
或许她永远成不了河东人，永远拿不到那本红皮粮本。
但只要这双手还能握住扳手，只要这铁牛还能在地里跑，她就还是她自己——那个从苏北走出去，又回苏北来的姬忠云，那个相信土地不会骗自己的女拖拉机手。
风又吹来了，带着洪泽湖的潮气，吹得广播喇叭响，还在喊着批斗的口号，还在说打倒一切反革命。
但这一次，姬忠云没再发抖。
她拧紧油底壳的螺丝，站起身，望着南坡上那片等待耕种的土地，忽然觉得，命运这条河再宽，也挡不住一颗想扎根的心。
河东也好，河西也罢，只要肯弯腰播种，总有一天，会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向日葵，在风里朝着太阳，笑得金灿灿的。
她不知道的是，许多年后，当她的侄子姬永海坐在常务副县长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会想起姑姑这段在农机站的日子。
那时的姬永海，正被一桩莫名其妙的案子牵连，每天在审查室里写材料，忽然就懂了姑姑当年为什么要抱着铁牛哭——有些时候，机器比人更可靠，土地比公章更实在。
而那些在河东河西之间颠沛的命运，那些被时代浪潮裹挟的人生，终究会像南坡上的犁沟，被新的种子覆盖，却永远在土壤深处，留下抹不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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