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夏末，河西岸的风裹挟着麦秸秆焦糊的气息，沉重地拂过小姬庄低矮的土坯房檐。
村头那棵虬枝盘结的老槐树，叶子黄了大半，打着旋儿飘落下来，在晒谷场上铺了厚厚一层，又被社员们脚上沾满泥浆的布鞋反复碾踏，最终化作齑粉，融进这片贫瘠的土地里。
空气里还浮动着特殊运动留下的硝烟味，刺鼻而干燥，但若深深吸一口气，又能嗅到一丝微弱的、异样的生机——
公社斑驳的公告栏上，“抓革命促生产”的红漆大字依旧触目惊心，可就在那朱红的下方，一张张写满工分与粮食斤两的秋收预分表，如同新生的苔藓，悄然贴了出来。
学校那被风雨剥蚀的土墙，“以学为主”的新标语，正努力覆盖着去年“砸烂旧教育”口号残留的狰狞墨迹。
姬永海背着洗得发白、边缘已经绽出线头的帆布书包，沉默地穿过晒谷场。
记工员老田正蹲在冰冷的石碾子上，嘴里念念有词，铅笔头在一张被油污和汗渍浸润得发黑的纸上艰难地滑动：
“姬忠年他爹，昨儿割稻子，十分工；
庞四十娘，喂猪八分工……”
姬永海放慢了脚步。
这记分册上一个个或清晰或模糊的数字，竟像一根根倔强钉进河滩淤泥里的木桩，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让人心头微颤的“稳当”。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书包里那几本磨得卷了毛边的课本。
封面上“小学五年级”的字样几乎被手指摩挲得难以辨认。
这书，比起前两年上课时老师手里挥舞的、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已经是天大的稀罕物，是照亮河西贫瘠精神荒原的一缕微光。
学校的土教室是真正的“土”教室。
黄泥糊的墙壁坑坑洼洼，屋顶的茅草年久失修，每逢雨季，教室里便叮叮咚咚，奏起漏水的交响。
但这学期，那面烟熏火燎的土墙上，竟破天荒地钉上了一张课程表：
上午语文、数学，下午农业基础、革命歌曲。
只是课桌依旧是些缺胳膊少腿的土坯台子，学生们自带的高矮不齐、吱呀作响的板凳，更是让这教室像个杂货铺子。
上课铃那破锣般的嗓子一响，底下便常有按捺不住的学生扯着喉咙起哄：
“老师！开卷考试嘛，不如放我们回家自己琢磨！”
更有胆大妄为的，真敢一把抓起讲台上的粉笔盒，往地上狠狠一摔，梗着脖子喊“师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关系平等”，硬是把老师堵在教室门外。
每当此时，教室里便瞬间开了锅。
三五成群的孩子聚成一堆。
有人拿着课本念得字错音，不成句；
有人一把抢过别人的作业本胡乱涂抹；
铅笔头在纸上划拉出歪歪扭扭、不知所云的线条，倒也喧嚣出一种病态的热闹。
姬永海是班长。这顶小小的“乌纱帽”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总是在这片混乱达到高潮时，像棵被狂风吹弯又倔强弹起的芦苇，慢慢地站起来。
他的声音不高，甚至有些干涩，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韧劲：
“都别闹了！老师教的总比自家瞎琢磨强！”
底下立刻有嗤笑声响起：
“死脑筋！”
但他只是梗着脖子，清瘦的脸颊绷得紧紧的，目光像钉子一样扫过那几个最闹腾的角落。
那无声的压力竟比喊叫更有力，喧嚣竟也一点点地平息下去。
他知道，这年月读书，如同在河西这片贫瘠的盐碱地里栽秧，徒劳得近乎荒唐。
可秧苗再羸弱，总得有人弯下腰，用冻得通红的手，一株一株，颤巍巍地扶起来。
教室的四个角落，仿佛被无形的时光之手，钉上了四个截然不同的刻度。
姬永海坐在最前排，脊梁挺得笔直，课本的空白处密密麻麻爬满了他的批注，字迹清瘦有力，如同他这个人。
隔着三排，田慧法正埋头于课本的封面，铅笔尖飞快地游走，勾勒出一条活灵活现的鱼——
正是昨天在村后那条浑浊小河沟里摸到的那条，尾巴翘得老高，仿佛要挣脱纸面，跃入想象的清流。
最后一排靠窗那个本该属于五年级学生的位置，却被姬忠年大大咧咧地占据着。
他比姬永海还大上两岁，却不知用了什么法子，竟混进了初中教室。
此刻，他正将脸深深埋进臂弯，睡得昏天黑地，涎水在崭新的“初中一年级”课本上洇开一个深色的、不规则的圆斑，像一枚耻辱的印章。
而隔壁三年级的教室里，气氛却压抑得让人窒息。
庞四十像座黝黑的小山，局促地缩在比他矮一头的同学中间。
老师手中的教鞭带着风声，“啪”地一声敲在他面前的土坯课桌上，震起一片细微的灰尘。
“庞四十！这道算术题！上周就教过，掰开揉碎地讲！怎么还不会？！”
老师的质问像鞭子抽打下来。
庞四十猛地缩起脖子，黝黑粗糙的脸上汗水蜿蜒而下，额头那几道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刀刻般的抬头纹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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