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似水银，沉沉泼进姬家低矮的堂屋，凝在土墙上那张画着红太阳的旧年历上。
姬忠楜佝偻着腰，像一头疲惫的老牛，就着油灯豆大的光，把皱巴巴的工分本摊在张脚床边上的小木桌上。
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
他伸出粗粝如树根的手指，蘸了唾沫，一行行点数着那些歪扭的数字：
“忠楜…十分…永海…四分…永兰…三分…”
声音低哑，如同秋风吹过干枯的芦苇丛。
每一分都是汗珠子摔八瓣从南三河畔的泥土里抠出来的。
九个名字，九张嘴，像九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他肩上。
灯影在他脸上跳跃，那浑浊的眼底，映着油灯昏黄的光，也映着沉甸甸的生机。
“娘，”
昊文兰的声音从里屋传来，带着虚弱的喘气声，像漏了气的风箱。
“别让永英点灯熬油了，费灯油哩。”
“让她看！”
虞玉兰的声音不高，却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落地。
“认得字，将来才能把工分算得明明白白，不吃哑巴亏！咱家这账，不能糊涂一辈子！”
她坐在炕沿阴影里，拐杖倚在腿边，目光却越过堂屋，落在西厢房透出的一线微光上，那是二孙女永英在温习功课。
老太太的思绪溯着南三河的浊流，猛地扎回了解放前那些黑沉沉的年月。
那时她才三十出头，男人因肺病撒手人寰，留下三个没成年的孩子，最大的忠楜也才十岁。
日子苦得像黄连根泡的水，村里人都说，我们穷就穷在没田地，苦就苦在不识字。
没田地，一年到头人替人忙，不识字年复一年被人欺。
可眼下一天三顿饱饭都顾不上，哪有给娃念书识字的念想。
尤其是女娃子，早点找个婆家换点口粮是正经。
可她虞玉兰偏不信这个邪！她眼前晃动着镇上粮行伙计拨算盘时那副居高临下的嘴脸。
自家辛苦一年打下的几斗粮食，硬是被算盘珠子三拨两拨克扣去大半。
她攥着空瘪的粮袋，指甲掐进掌心，一股血性直冲脑门——
不认字，不读书，连自己的血汗都守不住，世世代代就得被人踩在泥地里！
共产党坐了江山，村里刚办起识字班，虞玉兰咬着牙，顶着风言风语，把大闺女忠兰和二闺女忠云，两个黄毛丫头，硬是塞了进去！
油灯下，她看着女儿们笨拙地握着炭笔，在粗糙的草纸上画着那些弯弯曲曲的符号，仿佛在描画着一条通往“河东”的秘径。
后来呢？大女儿忠兰，识了字，嫁了部队上的军官丁大柱，去了东北农垦，成了新中国最早开上“东方红”拖拉机的女将。
那英姿飒爽的模样，据说还上了印着拖拉机的人民币图案！
二女儿忠云，识了字，嫁了县银行的干部，自己也能打算盘记账，彻底跳出了南三河边刨食的命！
读书，识字，这就是那把能撬开河西穷困枷锁的钥匙！
她虞玉兰，用自己骨头缝里榨出来的力气，把女儿们托举到了“河东”的地界。
如今，这把钥匙，必须攥在孙子孙女们的手里！
堂屋里，姬忠楜还在费力地核对工分。
昊文兰挪着虚弱的步子出来，轻轻从他手中抽过那本子，指腹摩挲着那些墨迹：
“他爹，别数了。
工分是死的，人是活的。
孩子们多识几个字，这账本上的数字，将来才能活络起来。”
她声音不高，却像南三河深沉的潜流，蕴含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姬忠楜抬头，望着妻子在油灯下显得格外清瘦却异常坚毅的脸，浑浊的眼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最终化为一声沉重的叹息。
那叹息里，是默认，也是依靠。
这个家航行的舵，从来都稳稳掌在昊文兰手中。
村东头小学校那口破铁钟“当当当”地敲响时，姬永海刚把最后半筐粪倒进生产队那巨大的、蒸腾着热气的粪堆里。
汗水像小河一样在他黝黑的脊背上流淌，混合着浓烈的粪土腥臊。
他胡乱抹了把脸，抓起扔在草垛旁的书包，拔腿就往家跑。
刚跑到自家那扇吱呀作响的院门外，就听见母亲昊文兰的声音，像淬了冰的刀子，穿透土坯墙：
“姬永洲！你给我站直喽！”
院子里，暮色四合。
十岁的永洲像根被霜打蔫的小葱，耷拉着脑袋，两只沾满泥巴的赤脚不安地搓着地上的土。
他旁边，扔着一个用破布缝的、瘪瘪的书包。
昊文兰站在当院，脸色在昏暗中显得铁青，只有那双眼睛，亮得惊人，像两簇烧着的炭火。
她刚从自留地拖着病体回来，裤脚还沾着泥。
“说！书包里的学费钱呢？那五毛钱！”
昊文兰的声音不高，却字字砸在人心上。
那五毛钱，是永洲他爹姬忠楜在烈日下割了三天稻子才挣来的十分工换的，沾着汗碱和血丝。
永洲嘴唇哆嗦着，眼神躲闪，死死盯着自己搓动的脚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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