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城，这座雄踞于南阳盆地、北连中原、南控荆襄的战略重镇，自司马懿受命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以来，便成为了他新的权柄中心。
石亭之败的余波未平，曹魏东南防线亟待重整，而西面汉中蜀汉的磨刀霍霍之声，更是如同悬顶之剑。
内有权臣猜忌，外有强敌环伺，司马懿深知，在此四战之地立足，乃至图谋更远，空有头衔与兵权远远不够，更需要坚实的根基——那便是粮草，是钱帛，是能够支撑长期战争的雄厚国力。
到任之初，司马懿并未急于展示兵锋，或大肆清洗曹休旧部。
他如同一位耐心的医者，首先对荆、豫二州，尤其是作为核心的南阳地区，进行了一次深入细致的“望闻问切”。
他轻车简从，巡视州县，走访田间地头，考察水利设施，翻阅户籍账册，与老农、小吏、乃至地方豪强交谈。所见所闻，令他眉头深锁。
连年征战，加之曹休此前为准备伐吴而进行的横征暴敛，使得这片本应富庶的土地显得疲惫不堪。
大量田地荒芜，水利失修，沟渠淤塞，百姓逃亡，户籍隐漏严重。
府库空虚，仓廪不实，莫说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便是维持现有驻军的日常消耗，都已捉襟见肘。
“无粮不稳，无饷不聚。”
司马懿于都督府书房内，对着巨大的荆豫地图，对麾下心腹将领和文官幕僚沉声道。
“孙权新胜，士气正旺，然其志在巩固淮南，短期内无力大举西进。诸葛亮新败，正在汉中舔舐伤口，整顿内务。此乃天赐我等休养生息之机！若不能趁此良机，积蓄粮草，稳固根本，待蜀吴再次来犯，我等便如无根之木，何以拒敌？”
他手指重重地点在地图上南阳盆地的位置：“此处，土地肥沃，水源充沛，本是天赐粮仓！如今荒废若此，实乃人祸！当务之急，在于屯田！且非小打小闹，乃要大张旗鼓，全力以赴！”
司马懿的“屯田策”，并非简单照搬曹操时代的旧制，而是在其基础上，结合荆豫实际情况，进行了更系统、更务实的深化与创新。
其一，军屯与民屯并举，以军屯为骨干，民屯为基础。
他下令，驻防于前线要害、相对固定的军队，除日常操练外，必须划分区域，开展军屯。
择选肥沃且易于灌溉之地，由各级军官负责，士卒轮流垦殖，耕战结合。收获除部分自给外，尽数纳入军仓。
同时，大力招揽流民、安置降卒（包括部分石亭之战后收拢的溃兵），分配荒地、农具、种子，编为民屯。司马懿给予政策优惠：初垦之年免赋，次年始纳轻租，并承诺“三年不征，五年不调”，以安其心。他甚至上表曹叡，请求减免荆豫二州部分受灾郡县的赋税，以示朝廷恩恤，与民休息。
其二，兴修水利，视为命脉。
司马懿深知，南阳盆地虽好，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他亲自勘察水系，动用军队与招募的民夫，大规模整修、疏浚原有的陂、塘、渠、堰。其中最为关键的一项工程，便是在南阳附近，开掘“广漕渠”。此渠并非完全新建，而是在古渠道基础上拓宽、加深、延伸，意图更有效地引水灌溉南阳北部的大片旱地，同时兼具一定的漕运功能，方便粮食转运。他委任精通水利的官员督工，自己也时常亲临工地查看进度，解决难题。一时间，南阳大地之上，成千上万的军民奋战在水利工地上，号子声震天，场面蔚为壮观。
其三，强化管理，赏罚分明。
司马懿设立了专门的“屯田都尉”、“典农中郎将”等官职，脱离地方行政体系，直属于都督府，专门负责屯田事宜。他制定了严苛的考课制度，以垦田数目、粮食产量、水利工程完成度作为考核地方官和屯田官的核心指标，优者重赏，劣者严惩，甚至罢官夺职。对于屯田的军民，也明确奖惩，多收者可得余粮，懒惰者受鞭笞乃至更重刑罚。其法度之严，令行禁止，效率极高。
其四， technologic innovation and tool improvement (技术革新与工具改进)。
司马懿并非墨守成规之辈。他注意到蜀地传来的关于曲辕犁、筒车等新式农具的模糊传闻（虽然细节难知），便下令工匠尝试仿制改进。同时，他也鼓励本土的农具改良，推广深耕细作之法。尽管在尖端技术上可能暂时不及拥有陈到“点拨”的蜀汉将作院，但这种重视技术、讲求实效的态度，无疑提升了屯田的效率。
司马懿的这一套组合拳，并非没有遇到阻力。部分骄横的武将认为让士兵种地有损武人体面，消极应付；一些地方豪强不愿看到大量荒地被开垦、流民被安置，影响了他们兼并土地、隐匿人口的利益，暗中作梗；甚至洛阳朝中，也有质疑之声，认为司马懿不务整军备武之正业，一味埋头种田，是否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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