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天津卫的工业区内，第一批流水线生产的燧发步枪和12磅加农炮，刚刚被验收合格，烙上代表着最高品质的“津造”印记时，一匹快马，卷着铺天盖地的尘土，如同一道不祥的闪电，撕裂了京师的宁静。
崇祯二年冬，登莱巡抚孙元化奉旨率部增援辽东，其麾下参将孔有德、耿仲明，率领一支八百人的队伍，行至吴桥时，因遭遇大雨以及地方士绅的苛待，粮饷断绝，士卒哗变。
史称，“吴桥兵变”，爆发了。
消息以八百里加急的最高速度传入紫禁城时，就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上引爆了一颗深水炸弹，瞬间掀起了滔天巨浪。整个朝堂，陷入了一片混乱与恐慌之中。
最初，这在文官们眼中，不过是一场寻常的丘八闹事，只需派兵剿灭或是安抚招降即可。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以一种远超所有人预料的速度，急剧恶化。孔有德、耿仲明本就是辽东悍将，其部下也多是百战余生的辽东兵，战斗力远非内地卫所的疲敝之师可比。他们如同一柄烧红的利刃，轻易地切开了山东脆弱的防御，兵锋一路向东，席卷了临邑、商河、青城等十数座城池。
最终，这股叛乱的洪流，涌向了他们的最终目标——登州。
登州，大明北方最重要的海防重镇，也是孙元化苦心经营的西式火器基地。城内，不仅储存着他从澳门葡萄牙人手中重金购入的数十门最精锐的红夷大炮，更有一大批他亲自培养的、能够熟练操作这些先进火器的炮手和工匠！
当登州城破的消息，伴随着巡抚孙元化被俘，总兵张可大殉国的噩耗一同传回京师时，整个朝廷，彻底失声了。
这意味着什么，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这意味着，一群最凶悍的叛军，掌握了一批最强大的战争利器！这股力量，若是在山东腹地流窜，将糜烂千里；若是他们从登州出海，投向北方的建奴……那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足以改变整个国运走向！
乾清宫内，崇祯皇帝朱由检的脸色，苍白得如同墙上的石灰。他愤怒地将手中的奏报摔在地上，看着下面一群束手无策、只知道相互攻讦的臣子，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几乎将他吞噬。
“剿！立刻派兵去剿！”他咆哮着，声音因愤怒而嘶哑。
可是，派谁去？如何剿？京营孱弱，不堪大用；从各地调兵，耗时耗力，等大军集结，孔有德早已扬帆出海，投奔后金。到那时，一切都悔之晚矣。
就在这片令人窒息的绝望氛围中，内阁首辅周延儒，颤颤巍巍地出列，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确定：“陛下……或许……天津的顾昭侯爷，能有所为。”
顾昭？
这个名字，像一道电流，瞬间击中了崇祯皇帝。他猛然想起了什么，立刻对身边的王承恩急声道：“快！去把几个月前，顾昭上奏请求在山东沿海布防的奏折找出来！”
片刻之后，那份早已被遗忘在角落的奏折，被重新呈现在了崇祯的面前。
奏折上的内容，在当时看来，是那么的平平无奇。顾昭以“防备倭寇袭扰，清剿海上走私日益猖獗”为由，请求从他的天津防海军中，抽调一支舰队，沿着山东半岛的海岸线，设立数个海军警戒哨所，进行常态化巡逻。同时，他还请求派遣一支约千人的“龙骑兵”，也就是骑马的火枪手，进驻莱州府，以“保障登州与天津之间海陆商道的安全”。
这个请求，在当时，还引起了朝中一些言官的非议，认为顾昭手伸得太长，有越界之嫌。但由于其理由冠冕堂皇，且并未要求朝廷拨付钱粮，崇祯便随手朱批了“准奏”二字。
而此刻，当崇祯皇帝将这份奏折与登州之乱的地图联系在一起时，一股寒意，瞬间从他的脊椎骨升腾而起，直冲天灵盖！
莱州，恰好卡在吴桥叛军东进登州的咽喉要道上！而山东沿海的巡逻舰队……那不就是一张早已张开的、专门用来网罗海上之鱼的大网吗？
这……这是巧合？还是说，这个年轻的侯爷，在数月之前，就已经如神明般，预见到了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崇祯不敢再想下去，他只知道，顾昭，是他现在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希望。
就在京师君臣为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而焦头烂额之际，叛军的首领孔有德和耿仲明，正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与野心之中。
攻陷登州，对他们而言，不啻于一步登天。城中堆积如山的粮草，武库里成千上万的精良兵甲，尤其是那几十门让他们垂涎已久的、乌黑狰狞的红夷大炮，以及那些比金子还宝贵的炮手和工匠，如今都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
“大哥，有了这些宝贝，咱们还怕什么？”耿仲明抚摸着一门红夷大炮冰冷而光滑的炮身，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咱们立刻从海上走，带着这些人和炮，去投奔后金的大汗！大汗必然会视我等为心腹，封王拜将，指日可待！”
孔有德点了点头，这也是他的计划。他很清楚，大明朝廷虽然腐朽，但若是反应过来，集结重兵围剿，小小的登州城，是守不住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趁着朝廷手足无措的空档，立刻从海上，带着这份天大的“投名状”，去寻找新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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