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行动的惊天一击，彻底粉碎了沙皇俄国在远东地区进行军事冒险的野心。雅克萨的胜利，与其说是一场战役的结束，不如说是一个信号，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第一共和国那迥异于旧时代的可怕效率与力量。
然而，胜利的喜悦如同草原上的薄雾，在雅克萨之战结束后的短短数周内便迅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管理一支成分空前复杂、疆域横跨数千里、人数高达数十万的庞大军队时，所必然会遭遇的沉重而琐碎的现实难题。
当战争的怒吼停歇，当生存的威胁暂时解除，这台由无数个背景迥异的零件仓促组装起来的巨大战争机器，其内部的摩擦与异响，便开始清晰地暴露出来。
第一封加急军报，来自西陲。王五，这位从流寇堆里杀出来的“西方绥靖军团”总司令，他的信中充满了暴躁与无奈。就在几天前，他麾下一名曾是“闯王”麾下老营兵的百总，因在驻地与当地蒙古牧民赌博输光了饷银，竟恼羞成怒，带人殴打了牧民，并抢走了对方过冬的几只肥羊。此事迅速激起了民愤，数百名蒙古牧民手持棍棒包围了军营，若非弹压及时，几乎酿成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王五在信的末尾，用几乎是吼出来的语气写道：“护国主！这帮兔崽子，就是一群喂不熟的白眼狼！不打仗的时候，一个个比谁都横！军法官已经当着全军的面，砍了那百总和几个主犯的脑袋，可剩下的人，还是阳奉阴违，偷鸡摸狗的事情就没断过！他们脑子里压根就没有‘纪律’这根弦！光靠杀，是杀不完的！”
如果说王五的烦恼源于他手下兵源那根深蒂固的匪气，那么第二封发自北方的电报，则揭示了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电报来自赵率教，这位稳重的“北方边防军团”总司令，措辞远比王五克制，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忧虑却更为沉重。他的军团里，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跟随他多年的原关宁铁骑老兵，也有新招募的河北、山东籍新兵，更有大量被重新整编、派往北方执行屯垦任务的“屯垦兵”。
矛盾，就在这些不同的“山头”之间爆发了。关宁老兵自恃功高，视自己为嫡系，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放下锄头拿起枪的“泥腿子”。在分配冬季物资和修筑营房时，他们处处刁难、排挤那些屯垦兵，将最好、最保暖的营房和皮裘据为己有。积怨之下，双方终于在一次酒后爆发了大规模的械斗，数百人参与其中，造成了数十人重伤。
赵率教在电报中沉痛地指出：“公爷，部队成分复杂，山头林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平日里尚且内耗如此，若再遇强敌，恐难戮力同心。仅靠军法弹压，斩首示众，只能收一时之效，却无法根除其源。长此以往，恐生大患。军心不齐，何以北征？”
两封信，一份来自悍将，一份来自儒将，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这支军队，虽然拥有了最精良的武器，最庞大的规模，但它的“思想”和“组织”，还停留在旧时代。它还不是一支真正属于“共和国”的军队，而更像是一个被顾昭个人威望强行捏合在一起的武装集团。
在南京元首府的办公室里，顾昭将这两份报告，轻轻放在了会议桌上。
“诸位都看看吧，”他平静地说道，“我们的身体已经长得足够强壮了，但我们的灵魂，还没有跟上来。”
孙元化、小石头等人传阅着报告，眉头紧锁。这确实是一个比击败任何敌人都要棘手的内部问题。
顾昭缓缓站起身，走到那面巨大的地图前，手指从西陲的戈壁，划过北方的冰原。
“从今天起，我们不仅要教会士兵如何开枪，如何作战，”他的声音沉稳而有力，“我们更要教会他们，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我们要在这支军队的每一根血管里，注入属于共和国的、统一的、不可动摇的意志。”
以此为契机，顾昭正式下令，将早已在中央警备军团和西山讲武堂试点多年，并取得显着成效的“政治委员制度”，全面推广至共和国麾下的所有作战和屯垦部队。
一场深刻的、自上而下的军队思想与组织结构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
这项制度的核心设计，堪称是对数千年来军队管理模式的一次颠覆性重构。
首先，在军队的每一个层级单位，从最小的作战单位“班”，到最大的战略单位“军团”，都将设立一名“政治委员”或“政治指导员”。排级设指导员，连、营、团设政治委员，师及以上单位，设立“政治部”。这些政工干部的任命，独立于军事指挥系统之外，直接由新成立的“全军总政治部”负责。而担任这些职务的人选，则从思想最坚定、成绩最优秀的西山书院毕业生，和讲武堂的优秀学员中选拔。
其次，政委的权力与职责被《军队政治工作条例》明确地、详细地规定下来：
第一，思想教育。他们是军队中的“教师”和“传道者”。他们负责在军中组织士兵学习最新颁布的《共和国公民手册》，学习读报、识字。他们要用最朴素、最直白的语言，日复一日地向士兵们灌输一个核心理念：“你们为何而战？不是为将领的个人荣耀，不是为皇帝的家天下，而是为了保卫你们的家人，为了守护你们自己分到的土地，为了这个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挺直腰杆活着的、伟大的共和国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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