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集：元朝“京畿种田规划师”！靠“筑堤垦田”解海运难题，思路后来真管用
元朝的虞集在元仁宗时期担任国子监祭酒。每次讲完课，他总会提到一个问题：京城的粮食全靠东南沿海通过海运供应，可这种方式不仅耗尽百姓力气，还得冒着海上航行的风险。于是他向皇帝提议：
“京东（今山东、河北东部）靠海的地方有几千里，全是长满芦苇的荒地。这里北边连着辽海，南边靠近青州、齐州（今山东一带），每天都有海潮带来泥沙，早就淤积成肥沃的土地了。要是能学浙江人的办法，筑堤坝挡住海水开垦成农田，再给想当官的富人机会——按他们能组织的耕种人数分地，官府来定规矩：能组织一万人耕种的，就给一万亩地，封他当‘万夫长’；能组织一千人、一百人的，也按这个规矩来。
三年后根据收成情况，按土地的好坏定赋税标准上报朝廷，之后按标准征税。五年后要是有了积蓄，就正式封官，用他田里的储备给发俸禄。十年后给他们颁发官印，让这份产业能传给子孙。这样一来，能得到几个好处：一是能有几万民兵，既可以保卫京城，又能抵御海上的倭寇；二是能减轻东南海运的压力；三是让想当官的富人有机会，让没地的百姓有活干，自然就不会去当强盗了。”
可惜当时大家意见不统一，这个提议最终没能实施。
冯梦龙点评：后来宰相脱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京城周边靠近水源的地方，要是招募江南人来耕种，每年能收一百多万石粟麦，不用再靠海运，京城的粮食就够吃了。”元顺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设立“分司农司”，让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正兼任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专门的官印。
垦田范围从西边的西山，南边到保定、河间，北边到檀州、顺州（今北京密云、顺义一带），东边到迁民镇，只要是官府的土地和原来各处的屯田，全由分司农司制定规则租给人耕种。所需的工钱、耕牛、农具、种子，朝廷拨了五百万锭钞来解决。
脱脱还大致参考了之前虞集的建议，从江淮地区招募了两类人各一千名：一类是会种水田的，一类是会修堤坝的，让他们当“农师”。又拿出十二道空白的任职文书，规定：能招募一百个农民的，授正九品官；两百个的授正八品；三百个的授从七品，让他们直接管理自己招募的人。每个被招募的农民还发十锭钞，等一年后粮食丰收了再让他们回家。这一招真见效，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
明朝叶盛的实践：靠官田官牛，边地粮多、战马足
何孟春在《余冬序录》里记载：明朝的叶盛（谥号文庄）担任宣府巡抚时，恢复了“官牛、官田”的制度——官府提供耕牛和土地，组织百姓耕种。结果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积累的粮食也越来越多，他还用每年结余的粮食换了一千八百多匹战马。那些废弃的屯堡，也全都修复了，才几个月就修好了七百多个。
可后来情况变了：边境的士兵被权贵拉去服私役，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连一寸自己的地都没有，没法养活自己；军队的粮食全靠朝廷拨款，战马的费用从太仆寺（管马政的机构）支出，花多少钱都没数，谁还会去修复屯堡呢？长此以往，恐怕将来边疆的外族入侵，朝廷很难抵挡啊！
樊升之的评价：虞集的垦田策，是“一代顶流方案”
樊升之（明朝学者）说：“汉朝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兵制建议、江统的《徙戎论》，是能管万世的顶级策略；唐朝李泌的屯田策、元朝虞集的垦田策、明朝陈瑄（平江伯，合肥人）的漕运改革，是能管一代的顶级策略——陈瑄在永乐初年负责北京的海运，修了八百里长的淮阳海堤；后来又取消海运，疏通会通河，打通南北运粮通道；还疏通清江浦避开淮河险段，规划仪真、瓜州的船闸港口，开凿徐州吕梁的河道，修筑昭阳湖、南旺湖的堤坝，开通白塔河连接长江，修高邮湖堤坝；从淮安到临清建了四十七座水闸，在淮安、徐州、临清、通州建粮仓方便转运，安排人引导船只，在沿途打井、种树方便行人。
还有宋朝李允则筑城墙、建佛塔（事见《术智部》），范仲淹、富弼的救灾办法，是能管一时的顶级策略。这些策略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考虑得极其周全，符合人心所向，制定的规则像天生就该如此，推行起来像流水一样顺畅。”
【管理智慧】
虞集的高明，在于“把‘荒地’变成‘资源+防线’，一举多赢”
别人只看到“京城缺粮靠海运”的表面问题，虞集却看到了“京东荒地”这个隐藏资源——他没想着“怎么改善海运”，而是想“怎么用荒地种出粮”，还顺便解决了“民兵、就业、防倭寇”三个问题，是典型的“一策解多难”。
后来脱脱、叶盛的实践也证明，这个思路完全可行：只要给土地、给政策、给激励，荒地能变粮仓，还能减轻朝廷负担。可惜虞集当时没能推行，不然元朝的京畿粮食问题，说不定能早几十年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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