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危机在傅水恒不惜背负巨额积分负债的决断下，算是暂时得到了遏制。堆满秘密仓库的药品和器械，如同及时雨，扑灭了蔓延在部队中的死亡阴影。然而，我和傅水恒、傅必元都清楚，将这些宝贵的物资仅仅堆放在仓库，或者仅仅用于应付眼前的伤病，是远远不够的。即将到来的大战，必然伴随着大量的伤亡。我们需要一个稳固的、系统的、能够承担大规模战场救护和日常医疗保障的机构——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野战医院。
“不能再满足于那个拥挤不堪、条件简陋的临时医护所了。”傅水恒站在仓库里，抚摸着那冰冷而精密的手术器械箱，语气坚定，“我们要把这些‘死’的物资，变成‘活’的救命能力！建立我们独立营自己的野战医院！这不只是为了应对扫荡，更是为了对我们每一个战士的生命负责！”
傅政委深表赞同：“没错！有了医院，战士们冲锋陷阵才没有后顾之忧！这是我们凝聚军心、保持战斗力的重要一环！”
筹建野战医院的重任，再次落在了我的肩上。这不同于指挥作战或者构建情报网，涉及的是陌生的医学领域和复杂的后勤保障。我深感压力，但也明白其重要性非同一般。
第一步，是选址。 医院的位置必须满足几个苛刻条件：相对隐蔽，不易被敌机侦察和炮火直接覆盖；靠近水源，方便清洗和消毒；交通相对便利，利于伤员转运和后送；拥有足够空间容纳病房、手术室、药房等功能区。
我带着工兵连长和侦察排的人，几乎踏遍了平安县城周边所有适合的地点。最终，我们选定了一处距离县城约五里地，隐藏在一片茂密山林背后的废弃古寺——龙泉寺。这里依山傍水，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外界，易于设卡警戒。寺庙本身拥有多间殿堂和僧舍，稍加改造便能利用，后院还有一大片空地可以搭建临时病房。
选址确定后，庞大的改建工程立刻启动。工兵连全员上阵，砍伐树木，加固房屋，铺设简易道路。按照兑换来的《野战医院组织与管理》中的要求，我们对寺庙进行了功能性划分：
· 原本的大雄宝殿被改造成 “重伤救治区” 和 “手术室” 。窗户被蒙上厚厚的黑布（防空和保证无影灯效果），搭建了简易手术台，那五台高压消毒锅被安置在偏殿，日夜不停地运转， sterilizing 手术器械和敷料。
· 两侧的僧舍被清理出来，作为 “轻伤病房” 和 “内科病区” ，用木板搭起了通铺。
· 一间僻静的禅房被设为 “药房” 和 “检验室” ，兑换来的药品分门别类、标注清晰，显微镜等设备也安置于此。
· 寺庙的山门处设立了 “登记分诊处” ，所有伤员送达后，首先在此进行初步检查和分类，决定救治优先级。
· 后院空地搭起了数十顶帐篷，作为 “隔离观察区” 和 “康复区” 。
整个龙泉寺被迅速改造成了一个功能相对齐全、流程初步规范的战地医疗中心。
第二步，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步，是人员。 光有硬件不行，必须有合格的软件——医护人员。
我们的基础极其薄弱。核心力量是陈老倌和几名他带出来的、仅有简单救护经验的卫生员。面对如此庞大的医院和先进的设备、药品，他们显得力不从心。
“培训！必须进行大规模、紧急的强化培训！”傅水恒再次动用了他特殊的能力。他将《战地外科学（图解版）》、《实用药物学》等核心知识，再次以意念灌输的方式，传授给了陈老倌和另外三名挑选出来的、识字且心灵手巧的年轻战士（两男一女）。这相当于强行给他们塞进了数年的理论经验，虽然无法立刻融会贯通，但至少建立了知识框架，知道了该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
以此四人为核心，我们成立了“独立营卫生教导队”。傅政委亲自从各连队挑选了五十名心思细腻、吃苦耐劳、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战士（其中包含了十余名女性战士），进入教导队接受速成培训。
培训是魔鬼式的，场地就在还在施工的医院工地上。白天，陈老倌等人结合灌输的知识和兑换手册的图解，讲解人体结构、创伤类型、消毒原则、药品特性、注射技巧、绷带包扎方法。晚上，则在汽灯下学习理论知识，考核识别药品和器械。
我协调物资部门，调拨了大量兑换来的纱布、绷带，甚至宰杀了几头猪，让学员们练习清创、缝合、止血、固定。那场景，既有些滑稽，又带着一种悲壮的严肃。学员们最初笨手笨脚，但在严苛的要求和反复练习下，进步神速。尤其是那十余名女兵，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耐心和细致，很快在护理岗位上脱颖而出。
第三步，是建立制度。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参照手册，并结合实际情况，起草制定了《独立营野战医院暂行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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