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渐渐泛黄,飘落,昭示着季节的更迭。独立团上下,仍沉浸在接连胜利的喜悦之中,尤其是反战同盟前田哲也、杉原健、小林清三位同志的加入,如同为我们这把锋利的钢刀,淬上了一层更具韧性与巧劲的刃纹。心理战的成果不断扩大,零星投诚的日军士兵时有出现,甚至又成功策动了一次伪军小队的反正。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作为参谋长,我的职责要求我必须看得更远、更细。在那些振奋人心的捷报和日渐融洽的表面之下,一些细微的、源于文化习惯和思维方式的潜流,开始悄然涌动,碰撞出不易察觉,却真实存在的涟漪。这并非源于恶意,更像是两条原本平行流淌的河水骤然交汇时,必不可免的激荡与泥沙俱下。
最初的迹象,发生在一场再平常不过的战后总结会后。
那是一次针对小型伏击战的复盘,傅水恒团长主持,我们几位团领导以及主要作战连队的干部参加。会议结束时,傅团长按照一贯的作风,大手一挥:“行了,情况都清楚了,各连带回,抓紧时间休整,明天按计划展开训练!散会!”
干部们轰然应诺,说说笑笑地起身离开。我也开始整理面前的记录本。就在这时,我注意到坐在角落的前田哲也,眉头微蹙,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看着迅速散去的人群,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默默地站起身。他旁边的杉原健,则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嗨依”一声,挺直腰板,保持着标准的坐姿,直到房间里只剩下我们几个核心成员,他才略显拘谨地放松下来。
这个小细节,落入了我和傅必元政委的眼中。政委与我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
会后,政委特意留了下来,和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闲聊般提起:“参谋长,你注意到没有?前田同志好像对咱们开会……有些不太适应?”
我点了点头,将笔记本合上:“嗯,看出来了。咱们的会议,尤其是老傅主持的军事会议,讲究效率,有事说事,定了就散。但前田同志,似乎更习惯于……一种更严谨,甚至带有某种固定仪轨的讨论模式。他可能觉得我们的决策过程,略显‘粗放’。”
政委若有所思:“是啊,还有杉原同志,那种刻在骨子里的等级观念和服从性,一时半会儿还真难改。这对他们是习惯,对我们的一些年轻干部来说,可能就会觉得他们‘刻板’、‘见外’。”
这还仅仅是开始。随着反战同盟三位同志更深入地参与到团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更多的“不协调音”开始出现。
在宣传工作上,前田哲也撰写的反战传单,文笔优美,情感细腻,充满了文学性和思辨色彩。但他初期的几份稿子,被宣传股长委婉地提出“是不是有点……太深了?咱们的战士,还有对面的日本兵,大多是大老粗,怕看不懂这弯弯绕。”前田对此感到有些困惑和委屈,他认为,越是深刻的东西,越能触动灵魂。这背后,是精英文化视角与大众化、通俗化宣传需求之间的差异。
生活上,问题更多。杉原健每次见到傅团长,必定是九十度鞠躬,声音洪亮地报告,弄得一向随意的傅团长都有些不好意思,几次摆手说:“杉原同志,不必这样,咱们革命队伍,不兴这个。”但杉原下次依旧如此。而小林清,则偶尔会在吃饭时,对着碗里的高粱米饭和咸菜,无意识地流露出对家乡米饭和味增汤的怀念。这种细微的表情,或许他自己都未察觉,却可能被敏感的战士们看在眼里,产生“他们是不是嫌弃咱们这儿艰苦”的误解。
一次,在关于如何利用缴获的日军军票进行经济扰乱的小组讨论中,前田哲也提出了一套极其详尽、逻辑严密的方案,涉及金融学和心理学原理,讲了足足半个时辰。傅团长耐着性子听完,最后挠了挠头,直言不讳:“前田同志,你这计划好是好,就是太复杂了!咱们现在人手紧,也没那么多本钱按这个来。我看,就按参谋长提的那个简化版,找机会把这些票子撒到敌占区去,扰乱一下市场就行!”
前田哲也的脸瞬间涨红了,他扶了扶眼镜,还想争辩几句:“可是,团长同志,完善的计划才能确保效果最大化,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会场气氛一时有些凝滞。
我见状,立刻开口打圆场,既是对前田,也是对团长和政委说:“前田同志的计划非常有价值,展现了极高的专业素养,为我们提供了长远的思路和理论依据。团长的考虑是从我们独立团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讲究的是可操作性和时效性。我看,我们可以把前田同志方案里的核心思想,比如利用敌占区物资匮乏的心理预期,融入到我们简化版的行动中,这样既保证了行动效率,也提升了心理打击的精准度。”
我的话,让前田哲也的神色缓和了一些,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傅团长也“嗯”了一声:“参谋长这个办法好,取长补短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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