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找到了侦察排排长赵大胆。当他被叫到团部，听到这个任务时，这个以胆大包天着称的汉子，眼睛瞬间亮得像两团火，但随即又凝重起来。
“参谋长，这活儿……刺激！”他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人选方面，我有点想法。我们排的王虎，原来是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在喜峰口跟鬼子白刃战过，会几句日语，关键是身上有那股子狠劲儿，像鬼子老兵。还有文化教员陈致远，大学生，在北平念书时跟日本留学生打过交道，日语说得溜，还懂点他们的礼仪，就是……身子骨弱了点。”
“陈致远……”我沉吟了一下，知识分子上战场，勇气可嘉，但临机应变能力需要考验。“把他叫来，我亲自面试。”
陈致远是个清瘦的年轻人，戴着断了腿用胶布缠着的眼镜，但眼神很清澈，也很坚定。当我用日语突然向他提问时，他愣了一下，随即流畅地回答起来，不仅语法准确，还带着点东京腔。
“很好。”我切换回中文，“陈教员，这次任务需要你扮演一个日军士兵，可能要做一些你平时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对同胞呼来喝去，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要能狠得下心。你心理上能接受吗？”
陈致远推了推眼镜，毫不犹豫地说：“参谋长，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忍。我明白任务的特殊性。为了药品，为了受伤的战友，我什么都能做！”
他的回答让我稍稍安心。接下来两天，我和赵大胆从全团上千号人里，像筛沙子一样，挑出了三十名符合条件的战士。他们中有曾经的伪军俘虏经教育后转变过来的，有在敌占区跑过交通的地下党，还有几个是像王虎一样在正面战场和鬼子拼过刺刀的老兵。
人员初步确定后，秘密集训在驻地附近一个废弃的砖窑里展开。
语言与礼仪关： 陈致远成了临时教官。他不仅教日常军事用语，还重点训练如何应对哨兵盘问、如何与仓库军官交涉，甚至模仿日军下级对上级那种刻板的敬畏语气和肢体语言。赵大胆则负责补充那些军营里的“黑话”和粗口。
军事习惯关： 我亲自上阵，对照着缴获的日军步兵操典，纠正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如何持枪、如何敬礼、如何行进、甚至如何坐下休息。日军那种刻板、强调等级和服从的作风，必须融入到他们的肌肉记忆里。王虎在这方面展现了天赋，他模仿的日军军曹，那股子蛮横和挑剔劲儿，几乎能以假乱真。
装备与细节关： 傅政委亲自督战后勤。缴获的日军军服被翻出来，清洗、修补，尽量统一成夏季常服款式（虽已是初冬，但为了符合运输队形象，只能让战士们里面多穿衣物）。武器全部更换为三八大盖和一挺歪把子机枪，连子弹盒、水壶、饭盒、防毒面具包都力求一致。鞋子是个大问题，缴获的日军皮鞋数量不够，最后只好让一些战士穿着我们的布鞋，外面尽量用绑腿遮盖。
最让人头疼的是那辆老旧的九四式卡车。老周带着几个懂点机械的战士，几乎是把零件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发动机的异响总算小了些，但能否坚持到完成任务，谁心里也没底。
行动前夜，我在砖窑里进行了最后一次全员检查。月光透过窑顶的破洞照下来，三十名战士穿着略显杂乱但大体统一的日军军服，默然站立。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肃杀。
我走到队伍前，用日语下达了几个简单的口令。反应迅速，动作整齐。赵大胆出列，用带着关东口音的日语流畅报告，姿态、语气无可挑剔。
但我还是发现了一个细节问题。一个战士的领章钉得有点歪，另一个的绑腿松紧度不合规范。我亲自上手，为他们整理好。这些细节，在关键时刻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区别。
“同志们，”我改用中文，声音低沉而有力，“明天，你们就不再是独立团的战士，而是‘日本皇军’了。记住你们的身份，记住你们的任务。遇到盘查，沉着冷静；遇到突发情况，坚决服从赵大胆和陈致远的指挥。我要你们所有人都记住，”我的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而坚毅的脸，“完成任务很重要，但把你们自己安全带回来，同样重要！独立团，等着你们凯旋！”
“保证完成任务！”低沉而整齐的回应在砖窑里回荡，带着决绝的勇气。
次日凌晨，寒风刺骨。伏击点在距离柳镇约十五里的一处山坳，这里公路转弯，视线不良，是理想的设伏地点。
侦察排早已就位，确认了运输队准时出发，人数、车辆与情报吻合。我带着警卫班在伏击点侧翼的高地上指挥。傅团长和傅政委则在更远处的隐蔽点关注着局势。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当远处传来汽车引擎的轰鸣声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两辆日军卡车，沿着公路晃晃悠悠地驶来。车厢里坐着约一个小队的日军，抱着枪，显得有些懒散。他们根本想不到，死神已经张开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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