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委相对冷静，但眉头也皱着：“老傅他们的顾虑，可以理解，但方法欠妥。这事处理不好，会影响团结。参谋长，你有什么想法？”
我将我的顾虑和初步想法和盘托出：“硬顶回去不行，单纯解释效果也有限。我的想法是，将计就计，将错就错。”
“哦？怎么个将错就错法？”师长来了兴趣。
“新九团不是担心林翰参与他们的协同事务有风险吗？那我们暂时就不让林翰明面上参与。但是，”我话锋一转，“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情境，让新九团面临一个他们自己难以解决的、棘手的战术或情报难题，而这个难题，恰好是林翰凭借其‘特殊能力’能够洞察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我们要让傅水恒和傅必元自己主动来找我们，来求助，而在这个过程中，让他们自然而然地重新认识林翰，依赖林翰，从而彻底打消疑虑。”
政委的眼睛亮了一下：“引蛇出洞…不，是引水入渠。让他们自己尝到甜头，比我们说破嘴皮子都管用。”
“对！”我点点头，“而且，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日军近期确实有可能对新九团防区侧翼的那个大型兵站补给点有所动作。新九团自己应该也有所察觉，但那个兵站防卫严密，结构复杂，强攻损失太大，他们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下手办法。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师长一拍大腿：“好！就这么干！老李，你全权负责，需要怎么配合，你说话！”
计划既定，我便开始暗中布局。
首先，我严格遵从了新九团的“建议”。在随后一次两团作战参谋的例行协调会上，我特意没有安排林翰参加，并在会上，当着新九团参会参谋的面，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林翰参谋最近另有重要任务，暂时不参与两边的协同事务了。” 这话一出，我看到新九团的参谋眼中闪过一丝“果然如此”的神色。消息自然会传回傅水恒和傅必元耳中，这初步满足了他们的“安全需求”，也为我们后续的行动铺平了道路——我们尊重了他们的意见。
其次，我指示情报部门，将一些关于日军兵站防卫力量微调、运输车队活动规律变化的、看似零碎却至关重要的情报，“不经意”地通过共享渠道传递给新九团。这些情报足以引起他们的警觉，意识到兵站可能存在的漏洞或即将到来的运输机会，但又不足以让他们凭此形成完整的作战方案。同时，我让手下几个作战参谋，在私下与新九团同行交流时，有意无意地提及林翰之前针对类似目标提出过的一些“奇思妙想”（当然，隐去了林翰的核心作用，只说是集体智慧），勾起他们的好奇心和联想。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找林翰进行了一次深谈。
我没有隐瞒新九团的质疑，将傅水恒和傅必元的电文内容大致告诉了他。林翰听完，沉默了半晌，脸上掠过一丝黯然，但很快就被坚毅所取代。
“参谋长，我理解傅团长和傅政委的担心。我身上的疑点，确实容易让人不放心。”他平静地说，“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吩咐。”
他的反应让我心疼，也更坚定了我要为他正名的决心。我拍拍他的肩膀：“别往心里去，老傅他们也是为部队负责。现在，有个任务需要你暗中完成。”我将日军兵站的情况和我的计划向他详细说明。
“你的任务是，在不直接参与、不接触新九团核心情报的前提下，利用你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公开信息和我们的共享情报，独立分析这个兵站的弱点，并构思一个可行的、以小博大的攻击方案。这个方案，要精准，要巧妙，要打到鬼子的七寸上，要让新九团的人一看，就拍案叫绝，但又觉得凭他们自己想不到，或者不敢想。”
林翰的眼神瞬间变得专注起来，那种熟悉的光芒再次闪现。“明白，参谋长！我会把它当成一次真正的作战任务来完成！”
接下来的几天，林翰仿佛回到了被审查前那种废寝忘食的状态。他埋首于大量的地图、过往的战报、缴获的日军物资清单、甚至是当地县志中关于地形地貌的记载之中。他没有要求任何特权信息，也没有与任何新九团的人接触。但我通过侧面了解，知道他经常在深夜还点着油灯，在地图上写写画画，时而蹙眉沉思，时而奋笔疾书。
我则密切关注着新九团那边的动静。果然，随着我们“无意”透露的情报碎片积累，以及日军兵站活动迹象愈发明显，新九团指挥部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傅水恒和傅必元都是进攻型的指挥员，眼看着鬼子一块肥肉在嘴边晃悠，却找不到下口的地方，那种焦躁可想而知。他们内部肯定进行了多次推演，但面对兵站坚固的工事和严密的警戒，常规打法代价高昂，奇袭又找不到完美路线，方案几次都被否决。
时机渐渐成熟。
这天，我估计新九团差不多到了“黔驴技穷”却又心有不甘的临界点，便让师长以个人名义，给傅水恒打了个电话（两团部之间有临时架设的有线电话）。电话里，师长先是打着哈哈聊了聊最近的天气和敌情，然后仿佛不经意地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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