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音里带着一种哽咽般的豪情。上级的关怀与“系统”的奖励，在这一刻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与叠加。总部拨付的物资，解决了“有无”和基础保障的问题；而系统兑换的这些超越时代的药品和器械，则带来了“质变”和跨越式发展的可能。
说干就干。独立团战地医院的扩建工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了。地点选在了驻地后方一个更为隐蔽、靠近水源、且有多条撤退路径的山坳里。全团能动用的力量都投入了进来。战士们砍伐木材，搭建更为宽敞、坚固、甚至尝试着开了玻璃窗（用缴获的透明玻璃纸替代）的病房和手术室；各村支援的民工队伍，帮着平整土地，挖掘防空掩体和排水沟；妇救会组织妇女们赶制消毒过的棉被、床单和绷带。
总部派来的医疗队，由一位姓张的中年医生带队，他曾在北平的大医院工作过，经验丰富。当他看到我们仓库里那些系统出品的器械和药品时，这位一向沉稳的张医生也禁不住失态了。他拿着那套泛着冷蓝色幽光的不锈钢手术器械，手都在微微发抖，反复摩挲着，嘴里不住地念叨：“好器械，真是好器械啊……这做工，这材质，比我在协和见过的还好……有了它们，很多过去不敢做、不能做的手术，现在都有把握了！”
他又拿起一小瓶系统标注为“广谱抗生素”的白色药片，仔细看着上面完全不懂的英文说明（系统自动生成的伪装），眼神里充满了惊叹与疑惑：“这种药……陈参谋长，恕我孤陋寡闻，从未见过。但根据您提供的说明，其对多种细菌感染都有奇效……若真如此，这将是划时代的！能救回多少因伤口感染而牺牲的同志啊！”
我无法向他解释这药的真正来历，只能含糊地表示，这是海外最新的研究成果，通过特殊渠道才弄到的极少数量，必须用在最关键的时刻。张医生虽然满腹疑团，但作为一位真正的医者，他对能拯救生命的药物有着本能的信任和渴望，郑重地将那小瓶药锁进了特制的药柜里，钥匙亲自保管。
医院的架子迅速搭了起来。划分了门诊区、重伤病房、轻伤病房、隔离病房（主要收治疟疾等传染病号）、手术区以及消毒供应区。那两台系统兑换来的便携式高压消毒器和无影灯，成了手术室的“镇室之宝”。原本只能依靠自然光和马灯进行手术的医生们，第一次在稳定、无阴影的光线下，清晰地看到了伤处的每一个细节，手术的精准度和成功率直线上升。
变化是立竿见影的，并且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为载体，清晰地呈现在全团面前。
首先受益的是一营三连的老班长，赵大脚。他在一次小型伏击战中，被鬼子的一颗手榴弹炸伤了小腿，胫骨开放性骨折，伤口污染严重。按过去的处理方式，清创、包扎，能扛过感染发烧就算命大，那条腿多半是保不住了，甚至可能因败血症牺牲。但这次，他被紧急送到了扩建后的战地医院。
张医生亲自操刀，在无影灯下，用那套系统兑换的精良器械，为他进行了彻底的清创和骨折复位手术。手术中，使用了系统提供的麻醉剂和止血材料，过程异常顺利。术后，当天就开始服用那种“广谱抗生素”。
几天后，我去医院视察时，赵大脚正靠在病床上，虽然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精神头很好，见到我就要挣扎着起来敬礼。我赶紧按住他。“参谋长！”他抓着我的手，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张医生说，俺这腿……能保住！能保住啊！俺还以为，这辈子就得拄着拐杖了……俺还能打仗！还能跟着团长、参谋长打鬼子！”
他看着自己那条被石膏固定着、但显然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伤腿，眼圈红了。周围的伤员们也纷纷附和，他们有的是枪伤，有的是炮伤，都在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救治。那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对未来重返战场的渴望，弥漫在整个病房里，形成一股强大的、鼓舞人心的力量。
另一个显着的变化发生在应对疾病，尤其是疟疾上。总部拨付的奎宁数量有限，而系统兑换的、效果更强、副作用更小的抗疟药（系统标注为“高效氯喹”），成了关键时刻的“王牌”。警卫连有几个战士在护送任务中染上了疟疾，高烧不退，打摆子打得厉害，用了奎宁效果不明显。在请示了团领导后，张医生给他们用上了“高效氯喹”。几乎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他们的体温降了下来，寒战停止了，苍白的脸上重新有了血色。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不仅独立团的伤员病号得到了有效救治，附近活动的兄弟部队，乃至一些地方游击队，在遇到重伤、难治的伤员时，也会想方设法往我们这里送。独立团战地医院的名声，随着一次次成功的手术，一例例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生命，迅速在太行山区传开。
傅必元政委负责医院的政工和后勤保障，他往医院跑得最勤。每次从医院回来，他脸上的笑容就多一分，跟我们说起医院里的情况，语气也愈发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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