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环境卫生： 彻底清理驻地内外垃圾、污水，填平洼地，改造厕所，尽可能消除病菌孳生地。
这些措施在当时的八路军中，堪称惊世骇俗。尤其是焚烧尸体、强制隔离甚至限制人员流动，引起了部分干部战士的不理解甚至抵触。
“参谋长，把生病的兄弟隔离开，还不让家人探望，这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一位老连长红着眼睛找到我。
“老哥，”我拍着他的肩膀，心情沉重却必须强硬，“这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不这样做，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整个独立团，乃至周边的老百姓，都可能死绝！你想看到那样的局面吗？我们要用暂时的‘不近人情’，换来大多数人的活路！”
傅水恒团长则以其在团内崇高的威望，为我背书，强力弹压一切异议。“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陈参谋长的命令，就是我傅水恒的命令，就是团部的命令！谁再敢阳奉阴违，动摇防疫大局，军法从事！”
第三步：科学治疗与系统助力。
野战医院被迅速改造成隔离治疗区的核心。系统的力量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我利用贡献点，兑换了首批宝贵的链霉素和磺胺嘧啶。这两种在四五十年代才广泛应用的抗生素，对于这个时代的鼠疫而言，几乎是“神药”。当然，我不能直接拿出药瓶，而是将其混入由草药煎煮的汤剂中，或者伪装成“特制解毒散”，由我亲自或指定最可靠的卫生员，给重症患者使用。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几位已经被传统中医判定为“脉象微弱，回天乏术”的重症战士，在注射了链霉素（我谎称是“提纯的解毒针剂”）后，高烧竟在一天内开始消退，淋巴肿大的症状也明显缓解。
“神了！陈参谋长，您这药……”野战医院的老院长，一位经验丰富却对现代医学一无所知的老中医，看着逐渐好转的病人，激动得胡须都在颤抖。
我故作高深地摆摆手：“不过是古方结合一些西洋药学的一点心得，侥幸而已。关键是后续的护理和隔离不能松懈。”
除了特效药，系统还提供了支持疗法的关键物资：静脉输液用的生理盐水、葡萄糖注射液，以及简单的补液技术教程。这使得因呕吐、腹泻导致脱水的病人得到了有效的液体补充，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我还根据系统指南，指导卫生员建立了简单的病历记录制度，详细记录每个病人的症状、用药、体温变化，以便于分析病情和调整治疗方案。
第四步：知识普及与心理疏导。
恐慌源于无知。我亲自编写了通俗易懂的《防疫三字经》、《防鼠防蚤歌》，让宣传队的同志到各连队、各村镇去教唱、宣讲。内容涵盖了“勤洗手、喝开水、吃熟食、掩口鼻、灭鼠蚤、有病早就医”等基本卫生常识。
同时，我和傅水恒、傅必元轮流到各营连进行动员，讲解鼠疫的传播途径和防控原理，强调“瘟疫可防可治不可怕”，稳定军心民心。我们公开表彰在防疫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树立正面典型。
第五步：主动出击与情报配合。
我们不能只被动防御。傅水恒团长调动侦察连，化装潜入敌占区，重点侦察日军相关部队的动向，寻找其使用细菌武器的直接证据。同时，我通过系统兑换了针对鼠疫的灭活疫苗（数量有限，优先供给一线医疗和防疫人员），并尝试利用根据地能找到的设备，摸索简易的血清制备方法，以备不时之需。
防疫工作充满了艰辛与风险。隔离区内，医护人员穿着厚重的（相对而言）防护装备，日夜不停地忙碌，汗水浸透了衣背，口罩在脸上勒出深深的印痕。有人累倒了，有人不幸感染，但在科学的防护和及时的治疗下，绝大多数人都挺了过来。
我记得那个叫铁牛的小战士，才十七岁，感染后高烧不退，淋巴肿得如同鸡蛋，是我亲自给他注射了第一支链霉素。他醒来后，虚弱地对我说：“参谋长……俺……俺还以为要见马克思了……是您……又把俺拉回来了……”
我握着他粗糙的手，眼眶发热：“傻小子，马克思现在还不打算见你呢。好好养着，独立团还需要你扛枪打鬼子！”
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疫情终于被控制住了。新增病例从高峰期的每日数十例，逐渐下降到个位数，直至零。隔离营区里，康复的战士们脸上重新有了血色，开始进行恢复性训练。
团部召开的防疫总结大会上，政委傅必元激动地握着我和傅水恒的手：“老傅，老陈！你们真是……真是我们独立团的定海神针！要不是你们俩见多识广，指挥若定，拿出这些……这些闻所未闻却又行之有效的法子，我们这次，恐怕真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啊！”
傅水恒哈哈一笑，用力拍了拍政委的肩膀：“老傅，这都是全团上下齐心协力，特别是野战医院的同志们舍生忘死的结果。我和老陈，不过是出了点主意。”
我站在一旁，看着窗外逐渐回暖的春日阳光，心中百感交集。我们利用超越时代的知识和系统外挂，打赢了这场“特种防疫”战，最大限度地保存了独立团的战斗力，也保护了根据地的百姓。但我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日军的残忍远超想象，未来的斗争将更加残酷。
“科学制胜……”我低声咀嚼着这四个字。在这个黑暗的年代，我们带来的每一缕科学之光，或许微弱，却足以刺破重重迷雾，为这片饱经磨难的土地，点燃一丝希望的火种。而我和傅水恒，将继续守护这火种，直至黎明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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