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嚣张了！这是看准了我们不敢还手吗？”
面对群情激愤，我们师部领导必须保持极度的冷静。傅水恒师长虽然每次都气得额头青筋直跳，但他会强迫自己看向我和傅政委。
傅政委总是先问清楚细节：对方兵力、意图、有无开火、当地民众反应。然后他会强调：“‘针锋相对’，不是简单的以牙还牙。要打在七寸上。政治揭露和军事威慑要同步进行。”
我会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建议：“立刻调动部队，形成优势兵力对其形成反包围和压迫态势，但不首先开火。同时，通过明码电报和发布新闻的方式，将他们的挑衅行为公之于众，控诉他们破坏谈判，制造摩擦。我们要让全国人民都看清，是谁在破坏和平。”
很多时候，这种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凌厉的政治攻势双管齐下，就能迫使对方退缩。偶尔遇到冥顽不灵、企图制造更大事端的，我们则在报请上级批准后，选择有利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予坚决、果断、干净利落的打击，打则必胜，打完后迅速撤回，并立即公布真相，强调自己是自卫还击。
这种斗争，分寸感的拿捏至关重要。既不能示弱，导致根据地被蚕食；也不能过火，授人以柄，破坏谈判大局。那段时间，我们师部几乎夜夜灯火通明，分析情报，研判形势，做出决策。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而在这一切纷繁复杂的斗争之余，我们内心深处，最牵挂的，还是远在重庆的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安危。电台成了我们与外界最重要的联系纽带。每天，我们都盼望着能从延安、从重庆传来好消息，又害怕听到任何不利的消息。
记得那是一个傍晚，机要科送来一份急电，内容是毛主席在重庆活动的最新情况通报。我们三人立刻围在一起，逐字逐句地阅读。当读到毛主席在机场发表谈话，表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及他从容与各界人士交往时，我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傅政委感慨道：“主席真是胸襟如海，胆略超人。身处险境，依然谈笑风生，心系国家和人民。”
傅水恒师长重重一拳捶在桌子上，既是佩服，又是后怕：“老蒋要敢动主席一根汗毛，我傅水恒拼了这条命，也要带兵打过长江去！”
我默默点头，心中对那位伟人的敬佩之情，难以言表。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坚定与智慧，支撑着我们在基层应对着各种艰难局面。
等待是漫长的，也是充满希望的。随着谈判的深入，关于达成协议、签订《双十协定》的消息陆续传来。虽然我们都知道，这纸协定可能无法根本阻止内战，但它毕竟为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线短暂的和平曙光，也为我党争取了舆论上的主动和政治上的有利地位。
当毛主席最终平安返回延安的消息最终确认时，整个独立师上上下下，仿佛都卸下了一块千斤巨石。战士们自发地欢呼起来，那种喜悦，不亚于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
然而，狂欢是短暂的。正如傅政委在后续的总结会上所指出的：“谈判结束了，协定签订了，但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反动派亡我之心不死，摩擦不会停止，甚至可能更加激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和平是脆弱的，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让刚刚有些松懈的神经再次紧绷起来。
是的，重庆谈判，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和平民主新阶段”可能性的窗户，让我们看到了短暂的曙光。但与此同时，它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窗户后面潜藏的危机与黑暗。我们奔赴的这条“新征程”，注定不会是一条坦途，它可能布满荆棘，可能硝烟再起。
但无论如何，我们独立师，在傅水恒师长、傅必元政委的带领下，经过这场谈判风波的洗礼，思想更加统一，信念更加坚定，准备更加充分。我们成功地安抚了部队的躁动，顶住了外部的压力，静候并坚决执行了上级的每一个指示。
站在师部门口，望着远处在秋风中摇曳的枯草，和依旧在认真操练的士兵们，我心中那份“迷茫”并未完全散去，但确乎减轻了许多。个人的困惑，在集体的意志和明确的任务面前，显得不再那么沉重。
我知道，下一章，将是“狂欢后的隐忧”。而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去面对那隐藏在和平表象下的、更加汹涌的暗流。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无论前方是坦途还是深渊，我们都将义无反顾，并肩前行。因为我们的身后，是无数渴望和平与安宁的人民，我们的信仰，是指引我们穿越迷雾的永恒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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