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外的风，与关内截然不同。它不再是略带温情的抚摸，而是化作了无数冰冷、锋利的小刀子，裹挟着细碎的雪沫，无情地切割着天地间的一切。我们东北野战军先遣第一师，这支满怀热血与信念的队伍，在踏出山海关的那一刻，便仿佛一头扎进了一个由严寒和白茫茫主宰的陌生世界。
“北上！抢占东北！”这口号曾是多么的豪迈，激励着我们穿越平原，翻越山岭。可当东北真正以它严酷的冬季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时，许多来自关内，尤其是南方籍的战士们，才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什么叫做“滴水成冰”，什么叫做“朔风凛冽”。
行军变得异常艰难。脚下的土路早已被冻得坚硬如铁，覆盖着一层滑溜溜的冰雪。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呼出的白气瞬间就在眉毛、帽檐和破旧军装的肩头凝结成厚厚的白霜。骡马的鼻孔喷着粗重的白雾，蹄铁敲击在冻土上，发出沉闷而单调的声响。车轮碾过冰雪，吱嘎作响，仿佛随时都会散架。
但这仅仅是开始。随着我们不断向北、向东深入，真正的考验，如同潜伏在雪原下的饿狼，一步步向我们露出狰狞的獠牙。
一无稳固根据地。
在冀中，我们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安全的村庄，能找到坚壁清野的地道，能找到为我们传递消息、救护伤员的乡亲。而在这里，放眼望去，是无边无际的林海雪原，是散落其间、大多对我们紧闭门户的屯落。我们像是一叶失去了锚地的孤舟，漂浮在茫茫雪海之上。没有后方，没有依托，每一次宿营都像是临时抱佛脚，每一次警戒都必须提高到最高级别，因为谁也不知道，周围的密林山坳里，是否隐藏着敌视我们的土匪、伪满残余，或是国民党派出的特务。
二无可靠群众基础。
这里的百姓，眼神是复杂的，带着长期在日伪统治下形成的麻木、警惕，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观望。我们宣传“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解放老百姓的”，他们大多沉默地听着，偶尔点点头，但当你试图靠近，询问情况，或者想买点粮食时，他们往往眼神闪烁，支吾着躲开，或者干脆关上那扇糊着厚厚窗纸的木门。语言不通是一方面（很多战士听不懂东北方言），更深的隔阂，是长达十四年的奴化统治和兵匪肆虐留下的创伤。他们分不清“八路军”、“国军”、“胡子”（土匪），只知道当兵的来了，往往就意味着麻烦和损失。信任，像这冻土一样，坚硬而难以破开。
三无稳定粮饷供应。
离开冀中时携带的粮食，在长途行军中已消耗大半。原本指望能在沿途筹集，但现实给了我们沉重一击。大一点的城镇大多被国民党“接收大员”或改编的伪军控制，他们囤积居奇，我们根本无法靠近。乡村则普遍贫困，老百姓自己都勒紧裤腰带过冬，我们即便拿出光洋，也常常买不到足够的粮食。部队开始实行严格的粮食定量，从每天一斤半小米，降到一斤，再到现在的十二两（旧制，约合375克）。就这十二两，也常常是掺杂着糠皮、黑豆，甚至冻得硬邦邦的土豆。热汤热水成了奢望，很多时候，战士们只能就着雪，啃着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干粮。饥饿，像一条冰冷的毒蛇，缠绕着每一个人的肠胃。
四无御寒之衣。
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直接、最残酷的威胁。部队离开关内时，尚是深秋，大部分战士还穿着单薄的军装，即便后来补充了一些棉衣，数量也远远不够，而且很多是地方上紧急筹措的，棉花絮得薄厚不均，甚至有的只是夹衣。在这动辄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单薄的军装如同纸糊一般。寒风轻易地穿透布料，带走身体里可怜的热量。战士们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套在身上，裹上缴获的鬼子毛毯，用破布、麻绳紧紧捆住手脚，但依然无法抵御无孔不入的寒冷。
宿营成了最痛苦的煎熬。找不到足够的民房，大部分连队只能在背风的山坡下、林子里，就地露营。砍些树枝，搭个简易的窝棚，地上铺一层厚厚的枯草，这就是临时的“家”。夜里，战士们挤在一起，靠着彼此的体温取暖。即便如此，每天早上醒来，总有人发现身边的战友身体已经僵硬——他们不是在睡梦中活活冻死，就是因严重的冻伤而失去了行动能力。脚趾、手指冻得发黑、坏死，耳朵上长满冻疮，流着黄水……非战斗减员的人数，开始急剧上升，远远超过了战斗伤亡。卫生队的帐篷里，挤满了冻伤的战士，药品奇缺，医护人员看着那些发黑溃烂的肢体，往往只能含着眼泪进行截肢处理，或者眼睁睁看着生命在严寒中一点点消逝。
五无可靠情报来源。
在关内，我们有遍布各地的地下交通站，有真心拥护我们的群众作为耳目。而在这里，我们成了“聋子”和“瞎子”。侦察派出去，往往因为不熟悉地形、气候，或者遭遇土匪骚扰，而无法获取有效信息。国民党军到了哪里？当地的土匪武装有多少人，盘踞在何处？哪些地方有我们可以争取的力量？老百姓对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这一切，都像是笼罩在浓雾之中，难以看清。每一步行动，都充满了未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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