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师长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本《实践论》，如同捧着一件稀世珍宝。他深吸一口气，对我们说：“老傅，世根，我建议，立即在全师范围内，尤其是在连级以上干部中，开展一场深入、系统的理论学习运动！我们要用这些‘精神食粮’，彻底武装我们的头脑！”
三、星火燎原：从困惑到渴求的学习热潮
决议很快形成。由傅必元政委亲自挂帅，政治部牵头，成立了师理论学习领导小组。我作为参谋长，也位列其中，负责协调军事训练与理论学习的时间，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我们的作战实践。
学习运动初期，遇到的阻力不小。许多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老行伍，对于坐下来读书识字、讨论“哲学”感到十分不适应甚至抵触。
“参谋长，咱大老粗一个，字认不得一箩筐，让咱冲锋陷阵没二话，可这读书……不是难为人吗？”一团二营长老王，挠着头，一脸苦相地向我抱怨。
“就是，有那功夫，多练练瞄准、拼拼刺刀不比啥强？”另一个连长小声嘀咕。
面对这些反映，傅政委没有急躁，他亲自到各团做动员：“同志们！不认识字，我们可以学！不懂道理，我们可以讨论！但我们不能当睁眼瞎，不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为什么能在‘三下江南’中打胜仗？为什么在柳条沟吃了亏？这里面都有深刻的道理！学习这些理论，不是让我们变成书呆子，是为了让我们更聪明地去打仗，少流血，多打胜仗！是为了让我们明白，我们流的每一滴血，都是为了谁，值不值得！”
傅师长则利用每次作战总结会、战术研讨会的机会，引经据典，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观点来剖析我们的战例。
“同志们看，”在一次总结“三下江南”经验的会议上，傅师长拿着《矛盾论》说道，“敌人装备好，火力强，这是他们的优势，是矛盾的一个方面；但他们骄狂、孤立、脱离群众，这是他们的劣势，是矛盾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呢，装备差，这是劣势；但我们机动灵活、得到群众支持、指战员英勇，这是优势！我们‘三下江南’的成功，就在于抓住了敌人‘骄狂孤立’这个主要矛盾，发挥了我们‘机动和群众支持’的优势，避免了在敌人火力强的方面与其硬拼，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是‘抓住主要矛盾’！”
他讲得深入浅出，将深奥的哲学道理与活生生的战斗实例紧密结合。那些原本对理论学习抱有抵触情绪的干部，渐渐听得入了神。他们发现，原来自己亲身经历的胜败得失，背后竟然蕴含着如此清晰的道理！
识字班轰轰烈烈地办了起来，文化教员成了最忙碌的人。油印机昼夜不停地工作，将《实践论》、《矛盾论》的要点和通俗解读材料，印制成小册子，分发到班排。课堂上，干部战士们围坐在一起，听着文化教员念诵，听着政委、师长以及那些率先学懂了的骨干们讲解，然后结合自己的经历，热烈地讨论着“什么是实践？”“为什么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间经验发源的？”“我们连队上次打埋伏，是怎么体现‘知己知彼’的？”“咱们根据地和敌占区，主要矛盾有啥不同？”
困惑渐渐被驱散，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求知的渴望便如同春潮般涌动。战士们发现，这些理论并非遥不可及，它们就蕴藏在自己日常的行军、打仗、做群众工作的点点滴滴之中。
四、知行合一：理论照耀下的实践升华
随着学习的深入，一种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开始在独立师内部悄然发生。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课堂讨论和思想汇报上，更体现在具体的军事行动和日常工作中。
一次，师部命令三团拔掉敌人设在李家窝棚的一个据点。按照过去的打法，很可能就是侦察清楚敌情后，选择夜间强攻。但三团团长在受领任务后，并没有立刻制定强攻计划，而是带着几个营连长，反复研读《实践论》中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
他们派出多股侦察小组，化装成老百姓，不仅摸清了据点里的兵力、火力配置，还详细了解了据点周围的地形、道路、水源，甚至摸清了据点里敌人日常的活动规律和内部管理情况。他们还深入走访了李家窝棚及周边的群众，了解到据点里的敌人经常强迫群众送粮送菜，群众苦不堪言，对敌人充满仇恨。
基于这些详尽的“调查研究”，三团制定了一个“引蛇出洞、里应外合”的作战方案。他们不再强攻坚固的碉堡，而是利用群众送粮的机会，派精干战士混入据点，同时在外围设伏。当内应战士在据点内制造混乱、打开大门时，外围部队迅速发起攻击，一举端掉了据点，自身伤亡极小。
战斗总结时，三团团长感慨地说：“这次能打得这么顺利，多亏了学习！《实践论》告诉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过去打仗，有时候就是调查不够细，想当然。这次我们把调查做足了，把敌人的‘里里外外’都摸透了，这才能找到最巧妙的打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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