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弯腰替他理好歪掉的领结，又轻轻拂了拂他额前的碎发，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拽得老长：“是呀，安安要是想要，就好好温书。” 她替他把书包带勒紧些，“等周末我带你和糖糖一起去看生产线，若是月考考了满分，妈妈就奖励你一套，连轨道带火车头都给你配齐。”
“好！谢谢妈妈。”安安用力点头，小脸上满是认真。其实他是想自己研究一下这两种玩具的原理，不过这些就不用跟妈妈解释了，省得她又说自己像个小老头。
1971 年初，《防止贿赂条例》生效那天，郑浩天正陪张美云在铜锣湾逛街，报童的叫卖声刺破喧嚣：“看报看报！大新闻！警队反贪污部成立啦！”
他随手买了一份，指尖指着 “严禁接受任何形式馈赠” 的条款，嗤笑一声：“口号喊的倒挺响，这世上哪有不贪财的官？”
张美云却看得认真，看完就将报纸折起来：“总要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郑浩天听完却并没放在心上，他自小在港城长大，对于港城社会的风气早就是见怪不怪，贪污腐败像附在墙根的青苔，早就渗透到骨子里了。
11月麦里浩总督上任后，港城像被注入了新的活水。
在廉政公署成立前，“贪污是生活一部分” 的观念曾根深蒂固。
他推行的行政改革像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积弊已久的脓疮，尤其是肃贪倡廉方面的动作，让街头巷尾的茶餐厅里，人们终于敢公开议论警察的不是。
1973 年 6 月，港城总警司葛柏的贪污罪行暴露后，他仓皇逃回英国伦敦。
葛柏案引发了港城社会对贪污腐败问题的强烈关注，这场风波像块巨石投入湖面，激起的涟漪最终促使港城政府成立了廉政公署，那些曾经横行无忌的 “黑钱”，终于有了克星。
到了 1974 年廉政公署创立，更是像刮起一阵清风。通过 “调查、预防、教育” 三位一体机制，迅速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那些曾经明目张胆的索贿，渐渐藏到了暗处。
廉政公署以严格执法让 “贪腐必被查” 成为共识，普通市民逐渐相信 “不用行贿也能正常办事”，社会对权力滥用的容忍度大幅降低。
公署还设立了 24 小时热线等举报渠道，鼓励市民参与反腐，据统计，每年接获的举报中约 70% 来自市民，形成 “全民监督” 的氛围，进一步压缩了腐败空间。港城社会风气就此焕然一新。
远洋集团71年在港城上市，成为港城第一批华资上市公司之一，他们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财经版面上。
上市带来的融资像奔涌的潮水，势不可挡地推着远洋集团再度购入地皮和物业，新界的几片荒地在他们手里，正悄然酝酿着拔地而起的新楼盘。
直至 1973 年年初，市场形势仍然一片大好，茶楼里的商人都在谈论股票，连黄包车夫都能说上几句恒生指数，仿佛人人都能在股市里捞一桶金，殊不知一场危机正像台风眼，在平静的海面下悄然来临。
果然，从3 月开始，港城股市因过度投机等原因突然暴跌，像断了线的风筝。
恒生指数从 3 月 9 日的 1774.96 点开始下跌，到 9 月中旬已经跌至 500 多点。
证券交易所里哭喊声一片，有人当场晕倒，曾经的富翁转眼之间变成穷光蛋，市场上哀嚎遍野。
郑浩天不由得再次庆幸，去年听张美云的话将手上所有的股票全部卖出，他觉得这股票跟赌博也没什么两样，输赢全凭运气。
就在事业顺风顺水之时，一个令人痛心的噩耗传来：7 月 20 日下午，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丁佩的家中突然离世，消息传来时，郑浩天正和几个老板在酒楼吃饭，席间有人忍不住哭了起来 —— 他们都是李小龙先生的影迷。
年仅 33 岁的生命戛然而止，死因众说纷纭，报纸连篇累牍地猜测，从药物过敏到谋杀，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连8岁的糖糖都知道那个会 “啊打” 的叔叔走了，晚上睡觉前还特意把墙上的李小龙海报摸了摸。眼睛红红地问：“妈妈，我们是不是再也见不到这个叔叔了？”
郑浩天一时难以接受，他与李小龙早就认识，对方身手矫健，又正值壮年，怎么说没就没了？为此他低落了好长时间，连最喜欢的马场都不去了。
还好有糖糖这个开心果在，家里很快又恢复了欢声笑语。
9月初，港城无线电视广播公司（TVB）推出香港小姐选美比赛，糖糖正趴在电视机前，指着穿泳装的姐姐们让张美云看：“妈妈你看，她们的裙子好短好漂亮！下次我的舞蹈裙能不能也换成这样？”
张美云无奈地把她抱开，郑浩天却看得津津有味，被她瞪了一眼才讪讪地换了台。
这年的娱乐公司像开了闸的洪水，明星海报贴满街头，唱片行里邓丽君的歌声飘出半条街，娱乐公司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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