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夏之交的那声“惊雷”，真正落到文家湾每一户农民头上时，带来的震撼与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再是传闻，而是变成公社工作组手里白纸黑字的文件，变成即将划分到各家各户的具体田块时，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激动、忐忑与精打细算，几乎凝成了实质。
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眷恋，是刻在骨子里的。
几千年来，土地是命根子，是安身立命之本，是家族延续的保障。
集体化时代，虽然土地名义上是集体的，但那种“出工不出力，干活大呼隆”的方式，终究隔了一层，无法完全释放这种与生俱来的情感。
如今，土地虽然所有权还是集体的，但经营权实实在在地交到了自己手上，一包就是十几年（最初政策是15年不变，后延长至30年，再后来明确提出长久不变），这几乎等同于拥有了土地的“魂”。
分田现场，气氛热烈得像油锅滴水。
人们围着大队干部和工作组，眼睛死死盯着那张画满了田块编号的大图纸，生怕漏掉一个字。
哪块田靠水近，哪块地阳光足，哪块地是“冷浸田”产量低，大家都门儿清。争吵、协商、算计，都是为了那几分几厘能决定未来一家人吃饱还是饿肚子的土地。
文家因为人口多，分到的田亩数还算可观。
这其中，在大黄桷树村文云淑和儿子肖镇名下的两份地。
按照政策，孩子户口一般随母，肖正堂是军官，肖正云也参加了工作，都是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
而文云淑的户口今年才补办迁移到了大黄桷树村，文云淑才算是和肖正堂真正补了合法小奖状，不过户口户主是文云淑，肖正堂现在是现役军人。
所以，年仅一岁多的肖镇，这个看似与泥土无关、备受宠爱的“社交牛逼症儿童”，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村娃。
是这片土地的未来继承人之一，也意味着他将来需要承担这片土地带来的义务——缴纳农业税（公粮）、以及名目繁多的村提留、乡统筹等杂费。
………………
分到土地的喜悦是巨大的。文云淑抱着肖镇，指着田埂上新插下的、写着“文云淑/肖镇”的木牌，心里涌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踏实感和归属感。
这是她和儿子的立身之本，是根。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两份地种好。
然而，现实的沉重也很快显现。当时农民的负担确实不轻。
除了必须完成的公粮（粮食实物税）任务，还有按田亩和人头摊派的“三提五统”（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教育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乡村道路建设费等）以及各种临时摊派。
对于绝大多数纯粹依靠种地，收获稻谷、玉米、小麦、红薯、土豆的农民来说，这些负担压得人喘不过气。
交了公粮，留足口粮和种子粮，再卖掉一部分换钱来缴纳各种提留统筹之后，往往所剩无几，甚至入不敷出。
纯粹务农，想要有富余，过上宽裕日子，极其艰难。
这也凸显了有手艺人的优势。像文大路这样的大师傅，无论政策如何变化，凭着一手好技艺，总能找到活路，赚取活钱，日子自然比纯粹土里刨食的乡邻宽裕许多。
而文云淑，则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位置。明面上，她是带着幼子的农村妇女，需要辛勤耕种分到的土地；暗地里，她是指挥着川黔两省庞大“地下电子表销售网络”的“电子表女王”，赚取的利润是种地收入的千百倍。
但她从未想过要放弃土地。这份土地，是她的根基，是身份的掩护，更是一种情感寄托。
她依旧会像最本分的农妇一样，挽起裤脚，下田插秧、薅草、施肥、收割。从最初承包期15年（后明确为20年，再后来长久不变），到2006年国家最终取消沿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并反过来给予种地农民补贴，这二十多年间，肖镇亲身经历了中国农民负担从沉重到减轻再到彻底解脱并获反哺的全过程，这是后话。
………………
七月的巴县，暑热难当。地里的苞谷（玉米）杆子变得枯黄，沉甸甸的苞谷棒子耷拉着头。
掰苞谷是个辛苦活，玉米叶子边缘锋利，划在胳膊上、脸上，又痒又痛。
文云淑戴着草帽，背着背篓，在地里忙碌着。掰回来的苞谷棒子堆在院子里，像一座金色的小山。
接下来的工作是脱粒。这时候还没有普及小型脱粒机，大多靠手工。
天气炎热，文云淑就带着快两岁的肖镇，坐在堂屋通风处，面前放着大簸箕和一堆苞谷棒子。她用一个特制的铁锥子或者干脆就用改锥，对准玉米棒子划开几道口子，然后用手反复搓揉，金黄的玉米粒便“哗啦啦”地掉进簸箕里。这是一项极其枯燥且费手劲的活计。
肖镇人小力弱，真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最多只能帮妈妈递个玉米棒子，或者试图用他那肉乎乎的小手去抠几粒玉米，往往弄得满地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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