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是个忌动土、忌出行的黑道凶日。
上海滩连着下了几天雨，那股子潮气顺着墙根儿往上爬，三川阁里的老家具都泛着一股霉味儿。
我把铺盖卷打好，那张皱巴巴的地图揣进怀里，又检查了一遍那个装着魏景阳笔记的防水油纸包。
耗子蹲在门口，嘴里叼着半截红塔山，手里提溜着两大袋子刚出锅的大肉包子，那是我们路上的干粮。
这小子现在看谁都像看包子，眼珠子泛绿光。
“老陈，电话打通了没？”耗子含糊不清地问，嘴里塞着半个包子。
我把电话听筒搁下，那头传来的忙音还在耳边绕。
刚才跟黄海那老狐狸通了气。
那老小子声音听着比我还虚，估计那“种子”在他肚子里也没少折腾。
“通了。”我紧了紧皮带，这皮带是前两天刚买的，原来的已经勒不住这见风长的腰围了，虽然我们没胖，但这肚皮里头好像时刻得预备着给那玩意儿腾地方，“约在兰州碰头。那老小子也怕死，跑得比兔子还快，说是已经带着人从广州出发了。”
“那敢情好。”耗子咽下包子，“人多力量大，虽然那几个都不是什么好鸟，但这时候能有个垫背的也强。”
我又给周主任那边拨了个电话。
这回接电话的是个办事员，话不多，公事公办。
说是车和装备都安排好了，让我们到了兰州直接去军分区找后勤处的王干事，提那个什么“地质勘探队”就行。
挂了电话，我看了看这住了有些年头的三川阁。
这一走，要是三个月内回不来，这地方估计就得换主人了。
“走吧。”我招呼了一声。
水生背着那个装着黑刀的长布条包，闷不吭声地站在阴影里。
老史提着两个大蛇皮袋子，里面装的是我们给他媳妇带的上海特产——大白兔奶糖、五香豆，还有两瓶海鸥洗发膏。
我们要先去趟陇西。
老史虽然没明说，但我看得出来，他是想回去看一眼。
这一去九死一生，谁知道能不能囫囵个儿回来。
咱们几个光棍一条，死了也就死了，老史和耗子不一样，老婆孩子热炕头，心里有挂念。
还是那趟火车，不过这次连硬卧都没买着。
我们买了四张硬座票。
车厢里人挤人，过道上都站满了背着大包小包的人，依旧是熟悉的味儿，脚臭味、汗酸味、方便面味、旱烟味，混在一起。
车轮子哐当哐当响，窗外的景物飞快地往后退。
才坐了不到两个钟头，那股子邪火般的饿劲儿又上来了。
“饿了。”水生头一个开口。
耗子二话不说，把那一大袋子包子拽过来，我也没客气，抓起两个就往嘴里塞。
那一车厢的人都看傻了。
你想啊，四个大老爷们，面前堆着小山似的肉包子，也不就水，也不歇气，一口一个，嚼都不带嚼的。
旁边有个戴眼镜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本来正在吃桶装面，看我们这吃相，面都忘记嗦了，端着叉子愣在那儿。
“哥们儿，慢点吃，别噎着。”那学生好心提醒了一句。
耗子翻了个白眼，嘴里嚼着肉馅：“小兄弟，你不懂，我们这是去西北搞地质勘探，体力活，肚子里没油水不行。”
那学生看耗子那一脸肉，还有水生那生人勿近的死样，缩了缩脖子没敢再吭声。
我们足足吃了四十个大包子，袋子也见了底。
肚子里有了货，那种心慌气短的感觉才稍微压下去一点。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逐渐变得荒凉的景色。
过了徐州，平原慢慢少了，黄土渐渐多了起来。
这一路摇晃了一天一宿。
到了陇西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
刚一下车，一股子裹着黄沙的西北风就扑面而来，像刀子一样在脸上割，上次来还是九月初，没想到就隔了两个多月，又他妈回来了。
这地方的风跟上海不一样，上海的风是阴柔的冷，往骨头缝里钻；
这儿的风是硬的，直来直去，打得人脸生疼。
“到家了。”老史深吸了一口气，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一丝少见的舒展。
陇西这地方，古称巩昌，那是李氏龙兴之地，天下李姓出陇西，说的就是这儿。
但这会儿我们也顾不上考古怀旧，跟着老史出了站。
上次老史接站，这次可没人来接我们了。
雇了个冒黑烟的三轮蹦子，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了二十几分钟。
熟悉的地方，熟悉的路，转眼就到了老史家。
老史推开门，喊了一声：“燕霞！”
屋里头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门帘一挑，走出来个三十多岁的妇女。
这就是老史的媳妇，张燕霞。
“哎呀！”嫂子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你个死人，几个月没消息，你还知道回来的！”
老史嘿嘿一笑，把手里的蛇皮袋子往地上一放：“这不回来了嘛。来，这是水生，我新认识的小兄弟，这两个你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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