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明落网后，案件进入了线索密集爆发与逻辑重构的关键阶段。临时指挥室的墙面被巨大的线索图谱覆盖，Y-327的生产链、交易链、人员关系网以不同颜色的线条交织，顾维安、陈景明、陆明等核心人物的节点被反复标注，而那些散落的证据碎片——苏晴的日记残页、林晓雅的血迹DNA、地下实验室的实验记录、陆明的交易日志，仍需被精准串联，才能形成无懈可击的证据链。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掌握了大量实证，但缺乏对犯罪集团核心决策逻辑的深度解读。”江澈指着图谱中顾维安与陈景明之间的空白区域，“陆明的供述只说明了执行层面的操作，却无法解释顾维安为何执着于Y-327的迭代优化？陈景明在实验中扮演的真正角色是技术主导还是傀儡？还有那些未被找到的实验对象，他们的去向是否与顾维安的‘最终阶段’计划有关？”
林砚正对着一堆实验记录和审讯笔录出神，指尖在苏晴的日记残页与陆明的通讯日志之间来回移动。“这些实证就像散落的拼图，我们需要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他抬起头，目光与江澈交汇，“之前我们的合作更多是‘我侧写、你查证’，但现在需要升级为‘侧写引导实证方向，实证反哺侧写修正’，让两者形成交叉印证，才能填补这些逻辑空白。”
这一提议立刻得到了江澈的认同。此前的合作中，林砚的心理侧写为侦查提供了方向指引——比如预判张诚的反侦察手段、锁定陆明的中间人身份；而江澈带领团队获取的实证，则验证了侧写的准确性。但面对顾维安犯罪集团的复杂性，单一的线性合作已难以应对，必须让侧写与实证形成闭环，在碰撞中挖掘更深层的真相。
两人当即制定了新的合作模式：以“核心人物动机”为切入点，林砚通过现有证据进行心理侧写，提出关于人物行为逻辑、隐藏计划的假设；江澈则带领团队围绕假设展开定向侦查，寻找实证支撑或推翻假设，再将侦查结果反馈给林砚，修正侧写结论，如此循环往复，逐步逼近真相。
第一个合作靶点，便是陈景明的真实动机。此前的侧写认为，陈景明受“救世主情结”驱动，试图通过基因药物解决某种医学难题，同时被利益和顾维安的胁迫所捆绑。但陆明的供述中提到“陈景明对实验数据的偏执远超顾维安”，这与“傀儡”的定位产生了矛盾。
“我们需要重新解读陈景明的行为逻辑。”林砚将陈景明的实验日志、私人诊所的研发记录、与顾维安的通讯片段铺在桌面上，“他的实验日志中，对Y-327副作用的记录极为详尽，甚至超过了对药效的关注；通讯记录里，他曾多次与顾维安争执‘实验伦理底线’，但最终都妥协了；还有他保存苏晴的日记残页，这绝非单纯的‘战利品’，更像是一种自我警醒或心理慰藉。”
基于这些细节，林砚提出新的侧写假设：陈景明的核心动机并非单纯的利益或胁迫，而是对基因编辑技术的极致痴迷与认知扭曲。他坚信Y-327能攻克人类医学难题，将自己视为“突破伦理束缚的先驱”，而顾维安提供的资金与资源，恰好满足了他的研发野心。他与顾维安的矛盾，本质是“技术理想”与“商业利用”的冲突，而他的妥协，则是在野心面前放弃了最后的伦理底线。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江澈带领团队展开定向侦查。技术组对陈景明私人诊所的服务器进行深度挖掘，在一个加密的“个人笔记”文件夹中，找到了大量未被发现的文档。这些笔记并非实验记录，而是陈景明的思想独白，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基因技术的狂热与对世俗伦理的蔑视：“伦理是进步的枷锁，为了人类的进化，少数人的牺牲是必要的”“Y-327将重塑人类的生理极限，我会成为被历史铭记的先驱”“顾维安只懂利益，但没有他，我的理想无法实现”。
同时，警方找到了陈景明的大学导师——一位退休的基因学教授。教授回忆，陈景明上学时就极具天赋，但性格孤僻，极度偏执，曾因提出“人体实验是基因技术突破的唯一途径”而与师门决裂。“他认为世俗的伦理观阻碍了科学进步，一直想寻找机会证明自己。”教授叹息道，“我没想到他真的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这些实证完美印证了林砚的侧写假设。“陈景明不是傀儡，而是与顾维安相互利用的共生关系。”林砚修正了之前的侧写结论，“顾维安需要他的技术实现商业野心和军事计划，而陈景明需要顾维安的资源实现他的‘科学理想’。这种共生关系让他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提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陈景明会偷偷保存实验数据和苏晴的日记——他在为自己留后路，或许是想在未来摆脱顾维安的控制。”
这一结论直接改变了侦查方向。江澈判断，陈景明逃跑时很可能带走了Y-327的核心研发数据，甚至可能藏有顾维安犯罪集团的其他秘密，他的潜逃路线或许并非单纯前往非洲，而是有更复杂的计划。技术组立刻调整追踪策略，不再局限于出入境记录，而是围绕陈景明的技术资源、隐秘人脉展开排查，寻找他可能的藏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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